我将在后面的内容里指出恰当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路径，这条路径是在了解已经讨论过的时间诊断的基础上开启的，那些时间诊断指出，加速现象和不同步现象处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性”的命运的中心。这一点对于那些关于新的社会构造是与“全球化”这个关键词所包揽的现象密切相连的假设尤其有效。正如我将在第十章中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新的当代全球化不是出现在放在这个关键词之下所讨论的过程本身，而是出现在速度之中，全球化伴随着速度前进。
加速的进程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构上和文化上的后果，它们导致与“经典的现代”的社会形式的显著不同的特点的出现。[75〕这首先自然可以从史无前例的全球的同步化过程中看到。“全球化时代”的象征性的加强者是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式的”互联网，在那里全球的所有事件都同时发生。作为对似乎在不同社会和洲际发生的同步化的补充，几乎所有之前所讨论过的全球—内部社会之间的不同步的表现变得更加显著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瞬息万变的信息市场和金融市场上，根据绝大多数时代的观察者的理解，几乎不可能再有行为者层面和系统层面之间的再同步化发生，因而在那里尤其不再可能进行政治的，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法律的控制了。个体和民族国家对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的变化速度来说过于缓慢了；教育、政治和法律不再能够跟上“时间的发展”的脚步。同时，生活在已经完全工业化的但却是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数量巨大却被边缘化的群体，正被“不同步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重要的结构发展和文化发展排除在外。与全球化症状相一致的不同时间里的同时性正在快速地增强，“石器时代”和“赛博时代”突然同时存在。
事实上，“后现代性”的辩护者们所欢庆的以及与他们的反对者斗争的共同的核心在于，对已被证实的不同步化过程的接受。以对经济、技术或社会的发展过程的政治控制为代价(“政治的终结”)甚至可以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以发展本身为代价的：放弃对人生的和集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意义的、叙述式的一体化(“记叙的终结”)；以及因此对将日常时间、人生时间和历史时间整合为个人身份的设计的放弃(“主题/身份暴政的终结”);对社会的不同系统之间的不同步和非整合的诉求的接受(“社会的终结”)，这些和直到最后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步和非整合的发展当做后现代性哲学意识形态和后现代社会学的时间诊断的核心而接受下来是一样的。我在这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将努力阐明，只有采用时间的视角才能将对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断层”的各种各样的观察集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得出对这个断层的有理论深度、可经验证明、时间诊断界限分明的，也就是说规范的定义。我的有启发性的主体假设是这样的猜想：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加速在“晚期现代”[76]中要翻越一个关键点，而到了那边就不再继续有对于社会的同步性和社会整合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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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74]参照 Berger,1986年。
[75]正如我接下来要说明的，由于事实上我是从重要的、只是由符合加速理论而确定的现代结构和文化上的断裂为出发点的，因此我将在下文中首先确定“经典的现代”和“晚期现代”这些概念的定义，之后在本项研究中将精确地把这些概念用于某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参照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