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我的假设来说关键的是，前面所提出的三个发展同时也应该被理解为全球化的形式。实际上，通过对从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关系中的信息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作用的观察，确定了对全球化的讨论。但是，对这些关系中的特性上的新来者的确定，必须从时间分析的角度出发才可能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有关全球化的诊断才能识别新来者，否则的话，对“新的时代”的证实的努力无法令人满意，而且也是令人困惑的[17〕信息、货币、商品和人员的跨越巨大的距离进行交换或流动并不是新鲜事，而观念和疾病的移动也不是：新鲜的是这些过程在今天运行的速度和无阻力[18]
很多远距离交易能够以数字化的方式并且因此“实时”完成，也就是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时间上的延迟、没有高额的成本也没有摩擦耗损：所有类型的资本投资、信息传送，同样也包括可视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同步处理，都是这方面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在现代的移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从个人计算机中延伸发展出来的具有无线因特网连接的移动电话，使得在地点上直接地捆绑在一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些交易而言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与此同时人员和物品的物质性的移动所需要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却也在上一个十年里大大地减少了。用于克服距离的成本、阻力和时间的减少，自然会对相应的交易数量的数量上的提高在很多层面产生影响。因而，赫尔德等人在他们小心谨慎的实证研究中，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同时通过全球性的交易的扩展度(广阔性)、密集度、速度和影响程度(影响性)来定义的状态。[19]由于广阔性，也就是交易过程的广阔的空间上的延伸，是全球化的可分解的定义标准，因而全球化的程度的变化只能通过其他三个参数来确定。因此，赫尔德等人的研究得出结论，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的新颖之处，主要产生于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的全球化的交易速度和交易密集度的提高。[20]因而，影响程度的提高并不只是却首先是最先被提到的那些维度的提高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无论是速度的提高还是密度的提高，都只标志着社会加速的过程:前一个维度的提高可以理解为是运输和通讯的加速，而后一个维度的提高则意味着每个时间单位的交易数量的增加。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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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照Harvey,2000年b,第58页及其后页：“资本主义一直是在加快周转时间、提高资本流通的速度，以及最终改变发展的时间地平线的冲力之下的。但是，这只能通过长期的(例如，在环境建设领域，也包括在周全而且稳固的用于生产、消费、交易、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投资才能实现。与此同时，避免危机的主要策略在于通过长期项目吸收消化积累过剩的资本(例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国家所开展的著名的公共建设工程’)，而且这也能够降低资本的流转速度。”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的第三章.3(4)。
[16] 相反，功能减速的个体的形式正是高度繁荣，这一点也可以作为另一个停下来的加速阵发的证据：建议“停止下来”的课程、疗养、技巧和休假形式都是休闲经济的少数繁荣景气的领域之一，而且领导潮流的“健康一绿洲”也毫无疑问是有目的的创造减速岛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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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这也体现在哈维(Harvey,2000年b,第67页及其后页)和赫尔德(Held,1999年，第424页)他们自己对新来者的定义尝试中，但是在这里都拥有对时间结构变化的敏锐的意识；同时也体现在卡斯特斯(Castells,1998年,第356页)显得无助的新社会角度的列表之中。
[18]对此请参考Jessop,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