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的事实可以作为空间的“脱位”的显而易见的例子，即例如今天的政治家可以宣传，不再是在国界上捍卫德国的安全，而是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而在日本进行的足球赛可能引起莫斯科的骚乱；或者在阿根廷的一件事情会导致华尔街的股票暴跌，而且一切都是“实时”发生的。有关这种脱位的进一步的观点是，这些相互作用不仅是跨域空间的，而且也能够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在亚洲的经济上的事件可能对欧洲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的文化偏好以及其他方面产生影响。[24]当然，由于这样的发展使空间或者说地点也会再一次赢得次级的重要性，并且努力“重新嵌入”(reembedding)[25]到社会事件中;正是因为空间对很多决定是依情况而定的，因而地域性的或地方性的差异和特性赢得了新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之前的脱位的结果[26]
我已经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阐述的空间通过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加速—而缩小或消灭的表现，是现代性本身的基本特征，显然这也并非是新鲜事物。但是，这种形式正处于历史性的推力当中，特别是随着新的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引入，它导致了社会的空间一时间一制度的逐步的变化，也就是说导致了空间、物品和人员之间关系的改变，甚至也引起了主体的自我关系的变化，直至造成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变化[27]因而，时间—空间—压缩的新一轮的浪潮带来了影响广泛的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后果，如果它们能够跨越现有的制度的关键转折点的话，它们完全能够建立全新的社会。由于是通过晚期现代的全球化过程而到达这样的转折点，因而说明现代化可以被定义为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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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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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考Giddens,1995年b,第33页：“对于脱离’我理解为社会关系从地点束缚的互动关系中取出来’了，并且社会关系的无边际的空间—时间—期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从中产生了“脱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空间体验的组织自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远与近用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同上书，第174页及其后页)：熟悉和陌生都已经不再与附近和遥远有关了，因为远处的可能是非常熟悉的，而近处的由于快速的变化反而却是完全“陌生的”。
[24] 参照Jessop,2006年，第1页及其后页。
[25] Giddens,1995年b,第102页及其后页和第112页及其后页。
[2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