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结果就是在社会控制的方式和个体的自我关系的形式上发生根本性的、定性的变革，这意味着付出个体和集体自治的代价，并且因此放弃对现代性的(规范化的)规划。在这个突变点，(人生的和历史的)时间本身的质量也同时发生了变化：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点将在时间的流淌中变得情境化和依赖于环境，而被不断地重新确定(“时间化”)，因而导向了“情境化身份”和“情境化政治”这样的历史性的新形式。在这样的思考的指引下，最终也同时发现了所有社会关系“完全”不同步和与此同时的所有(历史的和生活历史的)发展的完全停止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症状，在“后现代—诊断”中所显露出来的两种现象的亲和性77]，可以通过分析加以确定，并形成理论。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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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为了避免在这里有时会完全任意地使用某些概念，我建议，晚期现代是指结构方面的特征，而后现代则指文化方面的。这样做有两点原因：首先有关后现代的讨论大部分在文化学—哲学领域，主要是从美学风格、对世界的可解释性和可塑造性的角度出发的：而晚期现代的概念更多是在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分析的环境中用到。其次，后现代显然表明了比晚期现代在现代社会中或在现代社会之后更为强烈的断裂。后现代所讲的是进入一个实质上的现代:而晚期现代主要是指是时代(即现代自身)的新的造型。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接下来要指出的，根据我自己的诊断，文化的，即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质量性的突变，恰恰是建立在不变的结构化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77] 参照Jameson，1998年,尤其是第51页及其后页;Jameson，1994年；Welsch，1994年，第1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