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终结[43]的诊断看上去首先与前面所假设的第三个全球化观点——将全球化本身就看做是政治项目——有强烈的反差。但是，当人们了解了这个项目的特征之后，这个矛盾就失去了它的尖锐性。因为这个政治项目主要是为了消除“全球流动”的流通障碍。由于这个政治项目处于全球流动的特性，尤其是资本在最小的政治和经济的阻力下向另一个方向流动的特性中，因而尽可能使流通条件有利于那些影响领域，就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方面的最紧迫的目标：否则的话，在被环境排斥在外的意义下，就会出现前面所假想的新的领土的次级一重要性。因而，全球化作为政治项目，要求在全球化潮流的“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放弃管理本身，也就是说首先要消除政治上的管制要求和控制要求。但是事实上—也是对失去民族国家的权力要求提出争论的“全球化的怀疑者”的质疑中可以理解的地方，即对与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捆绑在一起的发展的不断加强的规制和惩罚阻碍了资本、商品、专家、信息的自由流动，但这却是政治项目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尤其要算上停止移民流或者至少加以阻止的努力。移民，如果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属于“全球精英群体”的人群—吸引这些人的到来是列在大部分国家的日程之中的—的话，是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的存在可以被算作是对所期望的流动的阻碍。
由于国家方面和民主政治方面对消除流通障碍的控制，一方面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在边界上的交易成本和摩擦带来的损失，因而这些控制对全球网络中的超级快速的流通过程起到的是制动的作用，这些流通过程完全没有摆脱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尽管这些控制表现为流动的、去人格化的权力形式[44]为了保证“全球性的权力”的自由的流动，正如齐格蒙·鲍曼所猜测的，全球化的政治项目有机会瓦解所有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约束，也就是将地方的社会关系迁入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中。“为了让权力自由流动，这个世界必须没有藩篱、障碍、用于防御的边界和检查站。任何紧密而牢固社会联结的网络，以及特别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坚固的网络，都是属于这种应该被清除的障碍。全球性的权力为了它们持续的和增强的流动性，应该不断集中全力废除这些网络，这是它们的力量的来源，也是它们的绝对不败的保障。”事实上，鲍曼甚至认为，流通障碍的清除，首先是美国从1989年开始的“新的战役”的根本性的目标：“军事理论和它的命中和移动’的作战计划预示、象征和预告了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中的新的战争类型的真正的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不是占领新的地盘，而是击碎那些停止新的、液态化的全球性权力的流动的围墙；击碎敌人的建立他们自已的规则的渴望;并且因此不动用军队而是借助权力打开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路障、围墙和其他操作不能接近的空间。”[45]
第十章加速、全球化、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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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对此请参考例如Welsch,1994年,第21页，导论部分;或者Georg-Lauer,1992年。
[44]在这里Hardt和Negri(2001年)追随福柯讨论了“无政府的管理”；与此同时，卡斯特斯(Castells,1998年,第366页及其后页,以及1997年，第五章)指出，“流动的权力”自身驾驭了“权力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