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现代社会中，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在一定的时间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三代人完成完全更迭的速度还要缓慢，因而时间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是不动的和静止的，就像是一个背景，在这个由传统所确定的背景前，没有方向的人生的巧合或者变迁不断发生着。相反，如果社会变化的速度比单纯的代际更替的速度要快的话，正如我就要指出的那样。稳固的个人的身份确定的想法就不再成立。只有在介于这两种动态的难以确定的情况之间的经典的现代，如同安斯加尔·韦曼所阐明的，每次总是新的一代是结构上和文化方面的革新的支撑者[22]前文里所提到的要完成的身份确定的任务，在新的一代人那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作为代内规划方面的在代与代之间进行更新的任务，但是这个代内规划同时要保证代内的稳定性。
从对于现代的身份确定来说毫无疑问处于中心位置的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齐格蒙·鲍曼借用了丹尼尔·科恩(DanielCohen)\*的将“福特式工厂”与它们的雇员之间的“经典现代的”雇佣合同比作平民的婚姻的描写:起决定性的是稳定性(“直到死亡才能把你们分开”），可中断的职业生涯模式和路径模式是不在考虑中的(“根本不考虑离婚”),但是这个合同必须是被个体所接受的[23]当然，这一类的有保障的雇佣关系，即便在经典的现代，与其说是常规状况不如说是例外，但是这种雇佣关系确定了成功的职业传记式的身份的模仿形式，它在很长时间是作为现代性的化身。因而，代内的稳定性的这种形式不仅伸展到人生的中心领域(婚姻、职业、政治方向等)，也进一步对周围的维度产生影响，如参加哪些协会、接受哪些名誉职务的义务等，甚至也包括对医疗保险公司、银行以及常见的汽车品牌的选择。这些方面的恒定对稳定的身份的可能性的重要性，只有当人们在晚期现代面对着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不稳性时，才能看清楚。
270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60
361
[22]“在现代社会，处于当时的历史的代际关系中的各代人都作为集体的行为者发挥着构建结构和创新性的作用。”
\*丹尼尔·科恩(1953—)，法国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现代的时间》《国家的金钱、财富和债务》《富裕的世界和贫穷的国家》。——译者注
[23] 参照本书第五章，注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