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严格的计划和僵硬的全面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它往往让人们想起企业中的科层官僚制度或者中央集权的组织(即便不是完全的泰勒化的)。而情境化的生活方式却是按照弹性化的逻辑，或者甚至是去中心化的逻辑，并且因此令人惊讶地与新的企业战略非常相似。战略性的逻辑实际上是与劳动关系、与虽然复杂但相比起来总是可以估算的、长期来看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联系在一起的。相反，随着关系的动态性和去结构化的不断增强，情境化的逻辑将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48]
因而，我的理论是，日常生活的和一生的生活方式，现在是直接受身份定位的影响的，因为它们迫使个体保持时间地平线与时间期望之间的同步并且在时间的变迁中保持弹性和可变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被重新、情境化地联系在一起并加以阐释的地方，我曾是谁、现在是谁、将会是谁的构想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身份参数的形成和重要性也随着不同的情境而发生改变：“我是谁”要根据“我正面对谁”(肯尼斯·格根认为，个人的身份确定将很快被一个纯粹的关系化的’自我的建立所代替)[49]、“正在哪个社会领域里行动”来决定;哪个身份维度(职业、宗教、家庭、性关系和政治取向、消费风格、休闲活动等)是中心的、哪些是外围的都不再清晰了。自我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也因此变得要根据背景灵活地构建了，自我的稳定性不再与实质性的身份定义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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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47] Voß,1998年,第21页。
[48] 同上书,第25页。
[49] Gergen,2000年,第156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