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身份定义为能够超越变化着的背景而给予主体一贯性和连续性的事物，那么情境化的身份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contradictioin adjecto)。如果身份定位被理解为对我是谁提供意义的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那么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似乎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不断增加的个性化和加速的逻辑上的消失点：每个含义的实质都随着背景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所有的实践关系中，对决策和行动起指导作用的身份感却并没有消失。因为这样的身份定位的观念当然没有表明，所有的身份定位特征都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更确切地说，可能的情况是，与大多数情况相反，有一些情境和背景是保持同步的和按时间顺序的，因而情境化的身份定位尽管不再能够像定义那样被确定下来，但是却也是可以通过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家族的相似性”相互联系起来。这个概念因而只暗示了，身份确定本身不再是在时间中稳固的了，并且身份特征的重要性、相互关系和延伸都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一个跨情境的统一的和连续的不健全的自我，只有在保证了根据我的理解所提出的以下四个要素时，才能表明对它使用身份确定的概念是正确的：
(1)首先，情境化的身份定义至少也要允许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个体生活中的不同的意义领域和功能领域之间有着最小的关联，但是这些遵循叙事模式的联系却是产生于所给定的情境化的背景的[56]
(2)然后可以假设，主体深受似乎是习惯性的连续性的影响，这种连续性体现了相对的时间上的稳固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布迪厄所说的外表举止，即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偏好和倾向、我们的姿势和表情、我们的审美品位的特征等所反射出来的自我确定产生并保持了我们的身份感觉。这些外表举止等外部特征完全不能摆脱变化，并且也不是不随背景而改变的，我们的偏好和行为方式总是由不同的情境而决定的，当然它们在它们的基本模式上可能只是微小的变化，而且极其罕见的是有目的的改变。因而，体现在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生活关系中，自我感觉基本在它看上去迷失于自反的身份的情境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情境变化之中的地方也能够促成连续性。由此这样的想法自然就显而易见了，即连续性和一贯性在现代的进程中，不断地从自我的核心的问题变成了风格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越来越少地通过所承担的角色的类型和总和、所赞成的信仰和占有的地位来表现自己的特色，而是越来越强烈地通过他们对生活中的意外和沉浮变迁的方式来表现了。但是，一贯性的这种方式更确切地说应该算作“经典的现代”的打上浪漫主义表现风格烙印的那个侧面，而不是极端的“后现代”的[57]：真正的后现代的自我正是通过既感觉不到对统一的风格的内在约束是同步的，也感觉不到是历时的所体现出来的。极端的情境化的身份确定因而可以表现为，例如，一个主体实际上是相信上帝的和内向的、在两性关系中是“柔弱的和女性化的”、在工作中却是沙文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在和平示威游行中是和平主义者、在党派聚会中却是激进的军国主义者和无神论主义者，但是这些联系在一起的矛盾并没有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相反，后现代的“我是很多人”的信条的魅力正在于，即便在这样的风格问题中，也能灵活地尝试各种可能性，并且集锦式的、大杂烩式地接受这些可能性。这种内在的多元化的问题是：主体要被迫确定重要性和优先性的时候以及从这些多样性中将会产生相互冲突的行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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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55] 也请参考Rosa,2002年a。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年),出生于奥地利，后加入英国籍。他是著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开创者,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简论》《论确定性》《数学基础评论》《颜色评论》和《文化与价值》等。——译者注
[56]对此请参考Anderson,1997年;Kraus,2000年和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