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正如最新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与诸如符号学的互动主义的猜想相反)所指出的，主体也似乎能够通过“先天的”、没有称谓的“核心一自我”而支配这种类型的稳定装置，“核心的自我”使得身份感觉在各种情况下，甚至是在完全情境化的非连续性中也能得以维持[59]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情境化的身份定位被认为是在哲学上和心理学上相互关联的，并且在晚期现代至少是在经验上产生了这种可能。情境化的身份定位形成了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之间与个性相关的关联，它无疑无法通过这种关联为生活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所有人或者只是大多数人定义社会的现实，但是自我关系的模式却描述了，在结构方面和文化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逻辑是与当代社会相符的。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主体的空间关系、时间关系和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正是由此形成的他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在晚期现代事实上是持续地变化着的。从空间的视角来看，置于现代性之中的将个人的身份定位从固定的地点——世界从那里开始发展——中的分离过程将再一次更加极端化。自我关系越是强烈地定义并稳固于流动的空间之中，身份定位就会越剧烈地确确实实地失去它的地理上的“固定地点”：移动性的“经典现代”的形式允许从固定的“居住地”出发的巨大的移动性并且与此同时也使居住地的顺序变化成为可能;而晚期现代则是游牧民族的居无定所的形式(鲍曼语)的或者地点的多配偶制(贝克语)的，身份确定理论在这两者之间张开了非常大的空隙[60]定居在汉堡(Hamburg)、在五个月之后常住在西班牙(Spanien)或埃及(Ägypten)的人，实际上与那些已经无法或者不愿意再说自己到底生活在哪里的人，有着不同的“存在于空间中”的方式。
而且在我们周围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快速变化速率的基础上，在晚期现代中也出现了齐美尔所观察到的自我和他的当地的以及物质的环境产生距离的过程：“文化内容的客体化的过程是专业分工所带来的，导致了主体和他所创造的客体之间越来越强烈的陌生感，最终也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密行为中。我们周围的家居设施、物品………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仍然还是相对更为质朴和经久耐用。因此产生了个性和生活环境中的物品长在了一起’，因而即便是平常的一代人在今天也表现为令人称奇的祖父母。”[61]因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身份确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从空间的环境和环境中的物质结构中撤出来：它不再在这些空间中延伸，并且也不再通过这些而被定义了。已经没有任何出自他的人生贯彻过程中的(时间化的)地点的特性“根本性地”依附在主体身上了，而是相反，主体也不再进入任何一个地点了。[62]这似乎是泰勒所假设的自我的“萎缩”的过程确确实实到达了一个点，从这个点上出发，所有的关系，无论是空间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都是偶然的、可塑的，而且几乎是可以无限制的选择的，但是似乎一切都没有称谓，因为自我完全什么都不是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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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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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哈贝马斯引用了一位医科学生谈到他心爱的自行车时所说的话：“这是我仍然还拥有的最后的世界观”(Habermas,1999年,第431页及其后页，并请参考第506页)。万宝龙国际有限公司(Montblanc International GmbH)的总经理 Norbert A. Platt 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奢侈品品牌的吸引力正是在于，它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体现了传统、耐久性、引入深思的和缓慢的重新回归的价值”(Habermas,1999年，第457页及其后页)，因而能够在一些领域内拒绝变化的速度。
[59] 参考诸如Glass,1993年。
[60]Bauman,2000年，第13页;Beck,1997年，第127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