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正是极端化的“加速社会”的功能性的要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参照群体、交流伙伴、物品、想法和工作等等都是如此快速地变化，以至于它们的内容越来越不重要，而且是可交换的;反过来说就是，主体相对内容越是无关紧要，他就能够越好地适应加速要求和弹性化要求。这样的趋势也已经被齐美尔预言过，他同样也因为这样的观察而在后现代的讨论环境中享有极大的声望[64]斯蒂芬·布罗伊尔因而在维希留的基础上假设，主体和客体在加速的社会只是“偶然的”(或者点状的)发生联系，因此这个世界“永不停歇地受到变故”的袭击，而维希留本人认为，实质和零星情况在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就交换了他们的角色：短暂性将成为必然，而实质变得微不足道[65〕相应的，永远的革命和与之相伴的流行、风尚、内容和物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失去价值，也必然导致重点的转移：体验或者关系的内容或者说对象本身应该算作(长久的、“深远的”、促成身份定位的)价值的假设，将永远是失败的，并且可以猜想最终是不成立或者不再成立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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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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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Simmel,1900年，第637页;参照Harvey,1990年,第286页。哈维将晚期现代的意义看做是齐美尔所描写的模式的出现：“单是在消费前线的刺激的轰炸就产生了感觉过载的问题，齐美尔剖析了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最现代化的城市的问题，指出人们似乎是被围到了相对而言无意义的围栏中了。”
[62]详细内容请参考Rosa,2002年a,第286页及其后页。
[63] Taylor,1994年,第288 页及其后页;请参考本书第六章“3”。Werner Helsper 也在他对后现代自我的可能的形式的思考中观察到了这种自身的、通过称谓确定的自我的疏远的形式(1997年，第177页)：“现代的自我是……尤其反身式的，或者说是自我指示的，因为生活形式、价值阐释、文化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多元化和由于选项的增加而要不断地作出的决定的多元化，都将自我放在与社会关系和主体关系疏远的关系当中..……反身式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为自我带来了与它自身和与世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