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稳定性基础上的自我规划在晚期现代因而显得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也被判定为是失败的，与此同时以弹性化和变化意愿为基础的身份定位形式正在系统地建立起来。与之相反，赞成持续的改变的观念并将之作为根本的自我规划，本身就又会成为生活速度的加快和社会变化加速的推动力量。[67]
正如我接下来要阐明的，通过在这里所呈现的人生实践方面和日常生活实践方面的时间的时间化也是主体自身的时间体验，也就是说，主体所体验到的自己处于时间中(也包括处于历史中和处于社会中)的类型和方式，正随着影响深远的道德伦理上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结果而发生着变化。当主体的自治要求被确定下来之后，在日常生活的身份确定工作中，需要完成的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地平线、自身的生命的时间地平线和历史时代的时间地平线的联系是非常棘手的。不仅有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而且尤其也有很多社会学的研究，集中于当代社会的个体的对于身份确定非常重要的时间体验的领域，这些研究发现，在公共领域赢得了日常生活实践和人生实践中的时间统治，和与此同时失去了对自己的生活的自治和控制的感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情境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境中，一方面，如果自治的要求被维护下来的话，个人的生活必须以比以前更强有力的方式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并且积极地展开，因为预先给定的规范人生的导向和标准化的人生历程程序被侵蚀了，而且人生的内容方面的结构和时间方面的结构都是开放的：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这样的长期设计由于一再增加的社会的动态性而变得困难，或者甚至是不可能的了。因而，“越来越有必要将不可计划性、不可预测性、不可决定性纳入计划中，并且作出不计划、不预测、不决定的决定。换言之，过去和未来一样都越来越小，但是必须更为频繁地起草现在”[68]。由于这样的要求就像是计算圆圈的面积一样难以实现，因而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放弃自治要求和逃避到新的或者说“第二”宿命论中，这些诸如伽哈玛在他的实证研究中、斯劳特戴克从哲学的角度都已经观察到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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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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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一个完全一致的人环抱着他的整个生活的风格因而毫无疑问可以用与之一致的内容来展现。因为所有他构造的或者观察的一切都不言而喻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了，因而完全没有心理学上的动机，将他从这些构造和观察的物质中在想象中分离出来，并作为我’的特有的领域的构成而单列出来。只有当这个人的独立性和与我们无关的重要性面临着要选择自由、自身或其他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大多数的风格才是分别与它们的内容分开的…………由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所有的观察内容都是与风格分离的，因而分离了原始的关系，在那里主体和客体似乎是没有区别地静止在那里,并且世界将根据自身的规则所发展出来的表现可能、对生活的根本的表现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而一边是这些形式，而另一边是我们的主体，如同两个派别,在这中间完全偶然的关系被触动、协调和不协调所控制。”(Simmel,1900年，第642页及其后页)。有关将齐美尔看做是后现代思想的领跑者方面的内容请参考诸如Kaern、Philips和Cohen,1990年;Dörr-Backes和Nieder,1995年;或者Moebius,2002年。
[65] Breuer,1988年,第323页;Virilio,1998年c,第184页及其后页;参照Crogan,2000年，第171页及其后页。
[66]在联系到托夫勒(Toffler)的畅销书《未来的冲击》(FutureShock)时,哈维评论道(Harvey，1990年,第286页)，“一次性社会”的概念意味着“不只是扔掉所制造的物品………而且也能够丢掉价值观、生活方式、稳定的关系以及也扔掉了对事情、建筑、地方、人和所接受的做事情和生存的方式的依附”。当BillMartin(1998年,第5页)因而抱怨,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意义的时代的时候,因而这样的困难应该是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67]在齐美尔那里也发现了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令人吃惊(Simmel,1900年，第675页):“在精神的中心缺乏确定性导致，在新的刺激、轰动的事物、外在的行为中不断寻求短暂的满足；因而我们陷入了混乱的没有停歇、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我们表现为一会儿像是处在大城市的喧闹中，一会儿像是得了旅行狂躁症，一会儿是疯狂地在竞争中角逐，一会儿是现代特有的对审美品位、风格、思想和关系等领域的不再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