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长期目标而推迟对需求的满足的意愿的不断降低也可以作为上述观点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证指标，因为这样的意愿“在未来的奖励是相对确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人们的掌控之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72]。这样的条件不仅不再存在，而且正因为如此，年轻人的当代导向明显地增加，这一点在对新的时间的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标准化研究中都有体现。[73]
桑内特以他所开展的叙事性访问为基础，理解了随着时间的推进自我的变化在晚期现代的体验，在他的中心的、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那里借用的漂泊的概念所隐喻的“永恒的内在驱动的”“不稳定的生活体验”中显然是非常消极的，这种社会体验与通过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对生活事件的控制”的感觉以及相应的要求是相反的[74]桑内特所提出的作为“一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为到另一个行为的漂来漂去的体验的”漂泊[75]，我们也可以在霍宁、阿伦斯和格哈德所定义的“巧妙处理时间的游戏者”这个时髦人物形象的决策模式中遇到，因为这个游戏者向经典现代提出了放弃反身控制的、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的中心要求；与此同时，他也放弃了对可靠性和本真性的探寻。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它们对事实的评估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但是它们在这个判断上达成了一致，即决策和行为的新的情境化和时间化，是与指向个体的人生规划对时间稳定和跨情境的追求并且因此指向稳固的未来的地平线(以及过去的地平线的)的现代的自治思想无法协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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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71] 进一步也请参考Gergen,2000年,第20页及其后页。
[72]Adam,1990年，第124页。
[73] 有关定性研究请参考诸如Urry,2006年.第17页及其后页，厄里也描述了对城市中的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和体验空间的相应的重新构造的观察。有关标准化的研究请参见Garhammer,1999年,第482页;Robinson/Godbey,1999年，第137页；Brose,2002年，第131页及其后页和Fuchs-Heinritz,2000年。但是，框架研究的日期在这里是有矛盾的，因为研究中指明，对未来的自己的生活的设想的范围，在1999年比1991年有了略微的提高(Fuchs-Heinritz,2000年,第30页)。而在2002年的一项对图林根(Thüringen)的各种类型学校的毕业班学生所进行的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样本量=407)中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对于你认为在多大的时间范围内是可以进行计划周密地展望的问题中，有超过40%(40.3%)的学生回答说“未来和今天一样都不再能进行计划了”，而只有4.2%的学生相信能够对他们未来的整个人生进行展望(Behr/Kottmann/Seiwert,2002年，第14页)。与此同时，78.7%的被调查者承认，对自己的人生历程只有模糊的设想，在剩下的学生中有更多的人(10.8%)对未来的人生毫无设想，而只有9.3%的学生打算一步一步地规划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同上书，第16页)。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主要著作有《公众舆论/舆论学》《自由与新闻》《美国的检察官》和《冷战》等。——译者注
[74] Sennett,1998年,第160页和第181页。
[75]同上书,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