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罗伯特·劳尔而言，放弃对未来的理性的规划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性的漂泊，或者更糟糕，是社会性的混乱”，并且他猜想，系统的情境化的当代景致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病理学[76]不可能比桑内特的这个判断能得出更有价值的结果了，在他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实证证据指出，“游戏者”的漂泊导致了人格或者个性的瓦解、导致社会关系被腐蚀以及社会信赖被破坏。“在新的资本主义中的时间条件造成了个性和经验之间的冲突。没有上下文的时间中的经验威胁着人们将自己的个性造就成持续的叙述的能力…个性的被摧毁可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没有什么是长期(可以作为新资本主义的指导性的座右铭—本书作者注)的了，从长远来看打乱了每个行为的顺序，瓦解了信任和义务之间的联系，并且埋葬了自尊的重要元素。”[77]
相反，肯尼斯·格根却成功地对新的情境主义给予了高度的乐观的评价，所有桑内特认为是被削弱的地方，在格根看来却是被填充了的：“这样的(接受集锦式’的人格的—本书作者注)报酬是实实在在地投身于亲密关系、幸福的孩子、职业的成功、实现社团的目标、个人的受欢迎等。如果一个人避免回头找寻一个真实的、持久的自己，并且只是单纯地去做眼下这个时刻可能做到的，那么上述一切则都是可能的。”但是格根也在这里非常清晰地指出，漂泊者是要以失去自治权和放弃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合)作者的要求为代价的。在他的最近出版的著作的导论中,在标题为“失去控制”(Out of Control)的段落中描述了在通往“多样化精神”的道路上他自己的体验：“我也与我的最时髦的旨在持续提升、进步、发展和加速的训练做斗争。慢慢地，我学会了愉快地放弃对夺取我周围的一切的控制权的渴望。在深思熟虑地游向大海中的某一点，也就是说必须控制波浪达到目标，与顺着大海的不可测的波浪而和谐地漂浮着，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78]毫无疑问不能将这种“视野可以被调整”的形式误解为被动的生活方式：情境化的自我能够依背景的变化而采取有力的努力，以便实现主体的目标和/或者满足社会的要求，但是却放弃实现长期性的、跨情境的“生活目标”。
第十一章情境化的身份确定:从流浪汉到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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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Lauer,1981年，第37页和第114页。在这个论点的含义下并不能排除，晚期现代“高度情境化的时间实践”由于它们的叙事式的愿景的失去以及由于它们的未来的地平线和过去的地平线的不断缩小的半周期以及它们的似乎是结构化的差异，会积聚没有方向性的心理能量，这些能量会导致表面上看没有理由的暴力的释放。“身体上的暴力的吸引力产生于，身体暴力缩短了时间、它直接呈现出后果、它从字面意义上说能够出口短气，而不要求长久等待。”(Nassehi,2000年,第36页;也请参考Reheis,2000年,第1页;进一步请参看Enzensberg，1994年,第33页；Assheuer,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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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Sennett,1998年，第37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