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此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却是，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在人生的实施中失去了它的方向，它不再能被理解为有方向的运动了，而且进步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要被叙事性地重构。生活不再向任何地方运动，它最终只会以很高的速度出现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下，时间的时间化意味着生活的去时间化，并且因此从趋势上来看，会出现对前现代静态一情境化的生活方式的回归79]，尽管生活中的偶然和变迁沉浮在今天也是另一种特性，即所谓的社会内生的、自反性的特征。前现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中确定的“事件”嵌入在非常稳固的、由自然和社会机构所形成的静态的结构中;这些事件通常不是具体的，但是往往能够预期会出现的各种可能(即便对于旱灾、战争和饥荒也是一样);它们的重要性是在惯例中并且/或者通过传统所确定的。相反，在晚期现代，可能的事件往往是不可预测的，并且它们本身也处于飞快地变动中，因而不再能够通过惯例和传统加以确定，而是在可能性范围增大的不可预测性之中，不再能够识别它们的重要性，而只是任其自己设置而已。
设置优先性和重要性是时间计划和构造的绝对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在一些框架条件和基本方向抽走了游戏的偶然性并且因此这些框架条件和基本方向能够作为秩序因素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个前提才是可能的。存在于情境化的身份确定的特征中的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设置时间稳固的行为的重要性和相应的行为的优先性，而这些重要性和优先性是在“使命”的含义下发展出来的80]，导致了大量的作者在相互独立的观察中都看到的矛盾的变化，这个矛盾就是，从“时间化的”和与此同时的加速的或者“迅猛的”时间的体验中却产生了去时间化的体验、时间上的静止状态的体验。“如果有人以理智的’程度致力于某项使命，他就完全不会将时间体验为一个独立的维度。只有当他被过高要求的时候，他才感觉到约束和压力。而另一个极端是：当一个人意识到不会因为任何事物、想法和其他的人而做任何放弃的时候、当一个人要完全保持自己’节奏的时候，或者当一个人能够只是在表面上卷入一些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某种时间的静止状态、一种黏滞性，在他看来似乎恒定的事情反复出现，尽管其他的事情绝对在发生着”，哲学家克劳斯·米歇尔·柯达勒(Klaus-MichaelKodalle)\*作出了这样的描述。[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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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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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Gergen,2000年,第150页和第18页(楷体强调部分由本书作者添加)。
[79]伽哈玛也在同样的意义下,诊断出“返回情境化的生活方式”的情况(Garhammer,1999年,第476页)。而且Brose、Wohlrab-Sahr和Corsten在他们的著作中(1993年，第323页)最终确信，他们所研究的“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其特征体现为，“人生历史发展的目的论的观点的破裂。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不仅告别了由外部’安排的目的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地位顺序的有步骤地实现中观察出来，而且也无法从身份特征中读出这种形式的内化’了的版本和要实现的人生目标，而是晚期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真正的形式被理解为一个成熟的过程，它直接是以实现完美化的设想为导向的。生活历史发展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连续性和线性化都不再是独立的导向基础了。在被我们重构的人生的发展模式中,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功利主义的行为理论的(人生)目标将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