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显示了自己的制度上的安排，在面对这种危险时，到目前为止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漠不关心，如果我们不把它说成是视而不见的话：正如吉塞拉·瑞舍尔(GiselaRiescher)\*的有关总统统治系统的研究所表明的，政治体系的“原时”(例如发言时间、咨询周期、提问时间、选举节奏等)从根本上“自动地”以政府和反对党(在议会政体中)之间的互动逻辑或者说行政院和立法院(在总统整体的系统中)之间的互动逻辑为导向，而且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稳定性。加速和减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美国参议院中的阻挠议事的议员的那种形式)主要是作为“政治”的战术性的手段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争论的对手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表现出来。[12]
在为时间上的进退两难思考机制上的解决方案中的困难13]，唤起了这样的怀疑，即现代的政治项目最终可能证明是与社会条件不兼容的，正如它在“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的构想中所暗示的到处出现的同时性和身份确定的情境化形式。由于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社会变化的某种最小速度被当做是实现政治现代性的动态的构建想法的条件，这证明，建立在这些项目基础上的政治系统，正如与它们保持一致的稳固的个人身份一样，只是在社会变化的一定的速度界限内才能存在，超出或者低于这个标志着传统现代的特征的变化速度，如同接下来要阐明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系统就会失去协商地—民主地确定所共有的生活形式的基本参数的能力和它的说服能力。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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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如绍伊尔曼(Scheuerman,2001年a,第49页及其后页;并参考2004年,第39页及其后页)所指出的，正是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传统—在洛克、孟德斯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麦迪逊(Madison)，或是约翰·杜威身上所体现的思想传统—中的这种迟缓是被作为特别的美德的，而不是被当做相对于行政部分较快的决策的立法过程的缺陷：可以这么认为，这种迟缓性保证了立法决定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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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塞拉·瑞舍尔(1957—),德国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与政治》《以团体作为家乡》和《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品》(合著)等。—译者注
[12]Riescher,1994年。
[13] 威廉姆·绍伊尔曼在大量的出版物中追踪了自由民主党的目标设立、进行机构改革的路径，从中发现其目的是“为了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变成自由民主党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2001年a,第67页;参考2004年)。据我看来，到目前为止,绍伊尔曼以及他的德国同事艾伯林(Eberling,1996年)或瑞海斯(Reheis,1998年)所充分证明的这种必要性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