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34]
这种不同步性并不只是局限于出现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当中，而且也可能出现在所有的社会子系统之中及它们的关系当中，例如在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当中、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之中，并且因此也会出现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界限上。诸如大卫·哈维等人这样评论：“华尔街(WallStreet)所设置的时间地平线简直不能反应灵敏地适应社会的时间和生态方面的再生产系统的时间。毋庸置疑在金融市场所设定的迅速的变化时间对于劳动者(对于他们的工作的稳定性、他们的技能，等等)和社会一生态的再生产的生活世界来说是更加令人紧张的。”[35]相应地，托马斯·阿斯豪伊尔(ThomasAssheuer)\*觉得,这似乎是“自欺欺人地相信人们能够任意地加快社会的速度，而且尽管如此还能使得生活的世界聚合在一起和衷共济”[36]，而有关在晚期现代文化的生活世界在不同代与代之间的瓦解，我已经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过了。
但是，即便在经济体系内部，由其自身所产生的加速压力也是巨大的同步化的问题，它的代价往往会转移到外部。在新经济的繁荣发展和陷入危机的背景中，在金融市场的高速运转的世界和实体投资领域，或者说企业和生产发展自身的领域之间的背道而驰尤其引人注目。在生产发展的领域中，诸如对新产品或原材料的测试阶段一再地被缩短，并且在生产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市场导入工作，因而新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消费者作为受试者共同参与的过程：革新周期(从科学方面或技术方面的发明到投放市场之间的时间）和产品周期(某个特定的模式的生命周期)在一些领域中(例如在娱乐用电器产品中.甚至是在部分的汽车工业领域中)加速得如此剧烈，以至于不仅是消费者，而且甚至经销商都不再能够确定哪些是当下最新的产品了:新的医学物质的数量和序列增加的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医生在开药方的时候都不再能够相信自己的经验，而是要求助于药物行业的最新资讯，等等[37]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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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根据Schwinn的假设，即在新的结构中会形成形式上的合理性的共同作用的新形式，在晚期现代，加速会以这种方式走向明显的结构上的分离(对此也请参考本书第八章“3”)。如果我们展开试探性的联想活动，尝试着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这样的加速所产生的作用，就会期望，功能领域的分化原则使得已有的、准自动控制的系统的流程的明显的加速成为可能;但是也会预想，在这里出现的“离心力”随着速度的提高，就会导致对系统边界的不断被侵蚀，并且因而出现后现代的去差异化，但是不能将去差异化与再整合混淆起来，而确切地说应该是表现为每一个系统联系的分裂和碎片化:因此正如今天人们所猜测的，不再会有统一的指示体系了，而且相应的(讲求纪律的)子系统也不再会有有序的结构，而只有“形形色色的”学校、附件、科研项目、杂志、代表大会等等。在艺术、商业、政治和科学相互混合为新的(完全是创造性的)共生状态和合成状态的地方，从中所产生的程序将既不能进行政治上的，也不能进行经济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设计、控制或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经过很长时间就会显现出各种问题，并且不知道它们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典。
[35]Harvey,2000年,第59页。瑞海斯的核心论点(Reheis,1998年)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即伴随着病态性的结果，个体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系统”都是非同步化的。贝尔格曼(Bergmann,1981年，第166页及其后页)也为现代社会诊断出了社会时间的不同步性，以及政治的、心理的、也包括生物—物理的环境时间的不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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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阿斯豪伊尔(1955—)，德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主要著作有《民主带来什么》等。—译者注
[36] Assheuer,2000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