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更确定地说是推测性的场景也清晰地显现了，在生活境况的个体化这个关键词下所讨论的稳固的社会小生境的逐渐消解、社会的从属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偏好的易变性都使得表达和组织集体的利益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由于越来越不清楚哪些群体、联合会和伙伴对于哪些协调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与之相连的是，对政治公共空间的稳固的领域的组织是发挥良性功能的民主的前提条件，而在这当中所产生的时间方面特有的核心难题已经由约翰·杜威(JohnDew-ey)\*用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预见到了:“如果一个公共空间根本没有各就其位，我们就会问，如何组织它？如果没有保留一定的依附，联合体就会过于变化多端和动荡，以至于不能允许一个社会轻而易举地确定其位置并且定义其身份”，早在1927年杜威就发现了这些，而且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在数字媒体和全球流动的时代下并没有变小。[50]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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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文化多元化是“时间多元化”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同文化的时间地平线、时间模式和时间实践之间毫无疑问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因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在公共领域相互冲撞，因为公共领域是受主导文化的时间结构所控制的。相关内容请参考Marschall,1997年。
[49] 参考Bauman,2000年,第14页及其后页和第168页及其后页,在这里讨论了在晚期现代的社会的去一体化成为了加速要求，或者说成了全球流动的自由流淌的前提条件。对此也请参考本书的第十章。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与皮尔士、詹姆士一起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民主与教育》《追求确定性》《我们怎么思维》和《教育哲学》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