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的背景下，政治上的时间危机的最严重的后果却是撤回政治上的构造要求，并且因而与之关联的是出现政治的地位的规划及其功能在历史中的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我已经说明了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同样也是根本地拒绝了现代性中的对历史的理解。
所有这些政治方面的发展事实上都明确了，正如我在第七章“2”中所分析得出的结论那样，现代政治的时间已经停止了。由于晚期现代的政治的时间地平线和工作速度落后于在经济中和在社会里的变化，因而晚期现代的政治不再能够发挥社会发展的(一直被认为的在文化方面的)开路先锋的功能，也不再发挥历史的塑造者的功能。在政治确定它的控制要求的地方，也显得不再是能够不断地推动历史的发展的了，而是完全作为“现代化的制动器”，而这正是为什么政治位列于经典现代的加速器的名单中，却又属于晚期现代的制动器的原因(请参考表9-1)。只要在左派和右派政治之间的差别仍然还有意义的话，“进步派别”至少在减速器这个层面上，体现出与它在经典现代完全相反的特性，这是因为进步派出现在经济方面的政治控制、民主协商的过程以及环境保护和当地的地方分治主义的保护当中；而与此同时，“保守派别”看上去却遵循着为了加速以放弃真正的政治为代价的策略，只要它能够诸如快速地引入新的技术、拆掉阻碍全球流动的周转的政治障碍、拥有更强大的市场的统治权和作出决策的更快的方式。
在这当中所产生的政治在时间方面的方向索引的丢失，明确地展示了历史感知的形式的变化和与之相关的当前角色的变化。无论是通过延迟从而确定设计理念的尝试，还是通过撤回政治方面的管理的要求从而再度同步化的努力，这两个策略最终都导致政治不再能够主动行动，而只是每次根据不同的情境化的要求作出反应：政治被迫按照比它更快的系统的预先设定进行调整。由此所带来的结构就是，在政治的讨论中放弃政治方面的设计，而后因此可以明确地看到，例如，每个成员国对其基因研究的固有的动态发展的阻碍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未来的局面越发地不再能够被影响和被控制。因此，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01年1月有关用于治疗的胚胎克隆的讨论中指出，德国最终不能承担说“不”，因为否则的话德国就会在国际的发展中“被甩在了后面”，并且也不再能够参与基因技术在“未来的”运用和影响。这恰恰是表明了为了保持未来的可能的设计机会而放弃了现在的政治上的规划，而且因此体现了似乎是“空转的”同步化的形式[57]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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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请参考Scheuerman,2001年a,第57页：“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当立法机构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时，它们倾向于放手不管而使悬而未决变成了最终的失败。当今的国会过于频繁地放弃它们的立法责任，而行政机构被看做是能够更好地把握时间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