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在下面的章节里将指出的，对可控的和整体性的方法设计的要求其实是将视线束缚在被大大局限的现象的表面，而无法去把握深层次结构和进一步延伸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已经加以解释的结构化的必要性和文化上的愿景之间的时间上的关联，是处在实证验证的研究(例如在时间预算分析的研究中，或者对组织的时间需求和时间模式的研究)视野之外的。我的研究与实证的关系是双重的：首先，在所有涉及可实证验证的假设的论证过程中，作为必要的折中，我会追溯对已有的数据资料的大量的时间社会学和时间心理学方面的分析。这属于从马克斯·韦伯就开始要求的“知识分子的诚实”，这里不是按照选择性的包含逻辑来进行的，即只关注能够证明加速的调查，而是用独立于假设的方式整理那些发现[86]
从很多角度来看，时间预算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有大量的这方面研究可供使用[87]对“生活节奏的提高”的检验是不能放弃的，尽管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检验更多的是作为对经典现代的高度时间差异的布局的分析，而不是用来对晚期现代的去差异化的时间结构的研究，也不是为了调查研究行为中断和经历中断的不断增多，而将重要的概念性的和方法论的欠缺在这里被证明为决定性的关键指标。因此同样也不能放弃的是定性研究，这些研究探索了个体的时间体验和时间感觉，并研究了个体的时间实践活动和时间观念的变化的原因[88]如果不关注定性的结果，就不能解释将系统命令转化为个体的行为脉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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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86] Weber,1988年;对有关这个题目的新近的实证研究可以参照我的文献综述(Rosa,2001a)。
[87]我认为尤其有价值的是Garhammer，1999年;Robinson和 Godbey，1999年;Benthaus-Apel，1995年;Gershuny，1999年和2003年;以及Holz，2000年。
[88]在这里特别要参考Hörning/Ahrens和 Gerhard，1997年;以及Sennett,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