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
为了研究身份确定模式在时间方面的变化，并将身份模式与时间相互联系起来，我将要追溯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身份确定研究。而为了解码系统的时间模式，我将利用在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范围的研究。对所谓的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和时间地理的研究能够解释当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变化。[89]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困难的是对所假设的社会变革中的加速进行实证检验。在这里所存在的困难不仅在于历史同期数据的严重缺乏，而且由于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哪些指标是有说服力的社会变革指标尚无定论，因而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此外，如何定义变革的加速也尚不清晰。容易想到的假设就是将加速定义为革新的速度，但是实证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失败了，因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科学、经济、艺术等领域)究竟哪些是基础革新是不清楚的。因此，我首先会在哲学家赫尔曼·吕伯(HermannLübbe)\*所提出的“当代的萎缩”的概念基础上开发社会变革的加速的方向性的定义，从而探寻变化速度的相应变化的证据和反证。对教育结构、职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的分析能够提供决定性的证明。
作为一项有关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满足为未来的研究开启新的问题视野，并且能够提供新的引导性的问题的要求，从而它才能够将有关社会生活的“普遍加速”的分散到无所不在的理论转换为能够精确地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90]，而这些都已经说明了我的这项研究的实证性的第二种形式。在这个章节之首引用尤尔根·哈贝马斯对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使“放大镜的聚焦作用”同样为新的研究范式作出贡献，在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上的加速是这个范式的焦点。
在我最终开始研究之前，我想就三个可以预见的方法论的争议发表看法。第一个难题是通过实证发现系统重要性。时间诊断的研究的根本问题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每个可以确定的趋势中都可以发现相应的反趋势，针对所有的证据都有相应的反证。这样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确定性，全球化诊断和个体化诊断的重要性中到处弥漫着这种不确定性。加速理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正如已经阐明的，减速现象的系统价值只有在将去减速现象作为占首要地位的加速过程的后遗的反应或是作为加速的副作用，才能实证式地确定。第二个难题是，要从定量的角度回答系统重要性的问题。但这项研究的主体假设是，假想加速现象处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发展的基础，因此这条假设就不能通过“好几个大群体的老百姓被排除在所定义的加速过程之外”这样的证据来反驳，因为这些人可能因失业、生病、没有权利等各种原因而被边缘化。如果这项研究排除了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领域，那么这项研究对于社会的结构变化和文化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在质量上都是有缺陷的。[91]被迫加速中的“现代化的牺牲品”的庞大数量使得加速是现代化中决定性的特征这条理论不会受到反驳。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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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特别参考Gastells，1996年;Harvey，1990年，以及Held等人,1999年。
\*赫尔曼·吕伯(1926—)，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德国的政治哲学》《在趋势和传统之间：现代对我们的要求过高了?》《时间关系：有关前进中的文化哲学》等。——译者注
[90]通过将有关加速的诊断重新改写为可验证的假设，从而形成的有关加速诊断的“实证饱和”，对此尽管以莱因哈特·科泽勒克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直到今天根据他们的估计也没有达到这种状态(科泽勒克在2001年11月26日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这样提到，同时也请参见Koselleck，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