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我看来，这样的整合仍然存在两个巨大的缺陷：通过生命的时间化和历史的时间化，时间的时间化被简化为只是统一一致的模拟和不合时宜的弥补努力，时间的时间化对由现代的规划所形成和确定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的、历史的和身份确定的构想认识不清。由于来自于卢曼的系统理论从根本上忽视了或者低估了现代性的自治允诺和设计承诺以及现代性作为政治的项目的特性，因此在不失去其可信性的前提下，系统理论只能承受这个缺陷。但是第二个缺陷却既不产生于时间化的较早期形式，也不产生于“时间的时间化”的过渡过程中，因此非常有说服力地重构了在现代之内的断层:系统理论最终有义务对这一类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构想的产生作出解释，但是它只是将这里的历史构想简化为不合时宜的虚构或假象，并且它也没有针对为什么这些虚构在20世纪晚期与它们对个体和社会而言显然是非常重大的影响一起被放弃，给出有说服力的足够的理由。
但是，如果从所建议的加速理论的视角看出去，在这里所分析的首先是向着现代过渡的、其次是向着晚期现代过渡的两个时间上特有的断层，不仅能够被更加精确地确定、能够从结构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解释，而且作为后续影响，也能够从中重新构造反映现代的总体特征的增长和加速之间的提升关系。因此，我将在最后一章的总结中尝试将这本书的第四部分所查明的发现，概括为有关加速和停滞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现代性的理论方面的新定义〔88]
第十二章情境化的政治:处于非同步和非一体化中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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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同时我也将通过某种方式从“加速理论”的角度尝试赶超卢曼(Luhmann,1997年，第1144页)所提出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