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在对时间的体验和建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的时间研究中就出现了围绕着时间的“性别”的持续的讨论，也就是说，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在时间态度和时间体验方面的差异，以及这其中的文化上和结构上的根源。在我的这项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不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不过，从用系统性加速理论分析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只是拥有次级的重要性:加速强迫力对男性和女性产生同样的作用，尽管有假设指出，特别是有孩子的职业女性，她们比起男性要在更大的程度上遭受到加速的压迫力，因为她们一直承担着家庭—协作中主要的负担[92]
有谁在要求对现代化过程从时间分析角度进行重新定义时，没有不可原谅地忽视空间质量的互补性变化？谁在谈及时间的时候，也必须谈到空间，这就是在这里要讨论的第二个方法论的争议。这个争议涉及康德和涂尔干\*的富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的信条,时间和地点必须是作为观念和理解的平等的、基础的、不可欺骗的形式的。因此，为我的这项研究所做的大量在当下社会科学路径中的中心开发都是包含着空间维度的，因而可以描述为“时间—空间—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93]、“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94]，也就是通过时间而消灭了空间[95],或者甚至是在空间视角优先的情况下描述为空间液化为水流和流动的风景[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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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91]参照Castells，1996年,第476页及其后页。Zygmunt Bauman(1998年，第324页和第326页)和追随他的Ulrich Beck(1997年，第102页及其后页)也都谈到“数量上无情增加的”“结构上多余的”群体。
[92〕 参照Elchardus/Glorieux,1992年;Hufton/kravaritou,1996年;Leccardi,1996年;Shaw，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