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晶体化”显然也对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自我感知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与现代的文化的凝固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里也出现了相反的诊断，即迅速的文化方面的变革实际上隐藏着发展的丧失。由于我在前面的篇章里所分析指出的特殊的加速的原因，在晚期现代对历史的终结和永远的一样的回归[11]的感觉，相对于有关透彻的变革的感知来说，却占有优势地位。因此，社会丢失了它作为可以从政治上塑造的项目的特征；正如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它耗尽了乌托邦式空想的能量和意义源泉。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的层面也会发现抽象的偶然性处理原则中令人惊讶的稳固性和牢固性，这些特性当然也意味着持续不断的“模式维护”。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能动主义、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都表现为增长和加速之间的提升关系的必要的互补性原则。[12]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所努力阐述的，从文化方面与结构方面同样都可以没有矛盾地将现代的加速的历史作为互补的、逐渐凝固的历史来讲述，也能从涉及个性的发展或者说自我关系的发展的心理学的角度找到它们的踪迹。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由于充满刺激的“精神紧张的生活”(齐美尔语)，常常迫使行为事件和体验事件的加速和变得稠密、向它的相反方向发展，从而被感觉没有精力、存在上的无聊感所包围，以及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被病态的“凝固的时间”的抑郁的体验所裹挟。无论从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有关从感知为有方向的运动到感觉为失去方向的动态化的过渡的状况，强调了静止状态的印象，尽管是或者恰恰是由于高度的事件动态。
因而，保罗·维西留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他对疾驰的静止状态的看法13]，他认为在这种状态下现代的加速的历史无法停顿地匆匆向前，并且他以技术加速以及最终以社会的自然关系为核心，从它们当中所指向的角度论证了疾驰的静止。根据维西留的观点，运输和传输以及最终的移植的向前发展的速度革命非常矛盾地导致了首先是人体的不断增强的物理上的不灵活性，并且可能会带来整个物质世界的固定性：凭借自身身体力量的向前运动已经变成了在完全利用外在的变化的速度的情况下的向前运动(例如，骑马向前或者用马车运输)，这样的变化限制了自身身体的速度和运动，但是直到在“速学革命”的潮流中所发现的技术速度完全代替了与身体有关的速度制造，运动中的人们，例如坐在汽车飞机以及甚至是火箭中的人们，是被被动地“运输”的，或多或少地像捆扎好了的“包裹”，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不动的运动者，人们稳稳当当地坐在“宇宙飞船”中，同时也被越来越多地遮蔽了对向前运动的感官上的体验[14]
第十三章 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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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这不仅被尼采、鲍德里亚和本雅明所假设，而且也被诸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Ador-no,1947年,第198页)所提出。
[12] 请参照诸如Voß,1990年;以及Schulze,1997年b,第79页。
[13]Virilio,1998年a;也请参考本书第一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