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第四部分的时间诊断的核心论点是，首先在加速条件下的时间化和去时间化的辩证关系所论证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的变化，导致了在运动和停滞的互补关系中的凝固那一方面在晚期现代的文化上的自我感觉中的优势地位，并且使系统过程的独立化表现为不可逆的。对“历史的终结”的观察所诊断出来的正是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一种时间体验的终结，在这种时间体验中，无论历史的发展还是人生历史的展开，都同时表现为有方向的并且是可控的；在那里，变化似乎担负着运动系数。在晚期现代，在这种时间体验的位置上出现了不可预测的和没有方向的体验，因而似乎必然也是没有运动的，而且是(跨情境的)不可控的，变化在亨利·亚当斯所假设的“加速法则”中不再能被理解为“进步的发展”。只要现代的前进诺言仍然是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承诺，现代性的项目，在这里我将追随尤尔根·哈贝马斯从而指出，是以主体自身能够并且应该承担渐进地规划自己的人生(伦理上的自治)和他们的集体的生活形式(政治上的自治)的责任的观念为中心的36]，因而向晚期现代的时间体验的过渡与这种前进的理念完全相反。由于晚期现代的时间体验与失去自治的感觉有着根本性的联系，因而在控制潜力的失踪和规划机会的被侵蚀当中显露出了失去自治的感觉，并且形成到处漂流、随着情境变化的游戏者个体的体验，而在政治上汇入束缚于事实的修辞学的宿命论和不可避免的结构上的适合。
克劳斯·奥弗在这里得出结论：“社会正处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和合理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中，因而倒退到了沉闷的命中注定和不变性的状态中，这样的状态战胜了现代化进程的原始动机”；而彼得·斯劳特戴克则抱怨道，“自我放纵的现代”显然已经没有力量去“拦住它的最终的漂泊了:所澄清的世俗主义带着它的有关自我确定和大型机器技术的双重论点离开了，因而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全球的荒芜—事物现在按照它们的意愿运行，而最初的意图不再重要”[37]。斯劳特戴克因而也诊断出“第二宿命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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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35] 在这里所展现的在当代的时间理论的讨论中即将出现的时间概念的完全的混乱，毫无疑问体现了在社会学中也非常重要的晚期现代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单独研究，并且似乎是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危机”(Achtner,Kunz和Walter,1998年，第5页)的症状。
[36]参考诸如Habermas,1994年,第112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