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的加速过程因此转过身来反对最初的推动它、为它提供基础、使它真正运行起来的现代性的项目，通过这样的方式，加速过程表现为现代性项目的可能性的预言:增长和加速发挥着社会性的前提条件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自治承诺在解放的含义下，从各种类型的物质方面的和社会方面的束缚中实实在在地成立了。因而,正如我已经阐明了的，特别是曾经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推动社会加速的进步的幻影和乌托邦式的能量，它们从前在现代性的结构中如此独立，以至于在现在形成的未来的地平线中完全不再需要它们的继续存在了。但是，正是增长和加速的提升的相互关系正在不断激化地从时间结构的角度开始埋葬自治的承诺，而且这就它的那方面而言已经成为逃脱不掉的束缚：我的论证的结果就是，现代性的项目本身被归入经典现代的加速器这个行列，而身处不断增强的侵蚀压力之下，又被归入晚期现代的制动器之列。因而，所谓的重大的预言现在表现为威胁。增长和加速中所蕴含着的最初的幸福的诺言，渐渐褪去了光泽，并且变成了不断危及着个体和集体的自治的不幸。
在下滑的斜坡的社会结构中所形成的加速的强迫力，迫使主体、组织和政府用个体和集体进入反应式的情境化的社会来代替有规划的方式。因而，从维希留的观点来看，由于过程的高度自动化，尽管赛车选手尝试着对过程进行控制，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对他的运动的灾难性可能的充满焦虑的瞭望(原文如此)”[38]。但是,单看这幅图景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它直接暗示了选项的减少。社会加速并不只是单纯地腐蚀自治潜力，而且它也通过自身的不断提升而使得对自治潜力的运用变得困难。尽管所有的不确定性和危险，与日常安排和人生历程相关的时间的时间化对于主体而言，首先却总是意味着他们的决策可能性和支配范围的强有力的增大，这是由于行为和时间可以被更加自由地排序、组合和改动;并且“经典现代”的固定的机制性的安排的液态化，也为政治完全打开了活动余地和规划的可能性。但是，对自治造成危险的也恰恰是通过与之相关联的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的变化：实现个体的和/或集体的生活的自我确定的规划的前提是，选择空间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是稳定的如果对决定的运用、它的(机会)成本和所产生的影响不具有最小的时间稳定性，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有根据的决定]，行为条件是持续选择的，能够与变化的过程和谐共处，并且至少部分上是可以控制变化的过程的，最后有足够的时间用来通过有计划地影响行为空间从而规划生活和社会。
第十三章 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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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Offe,1986年，第116页;Sloterdijk,1989年，第87页及其后页；也请参考Nasehi,1993年，第375页：“在早期现代登场之后，世界和时间都变得可规划了，并且通过历史的合法性能够推动未来的发展；而在高度发展的现代，时间自身、规划的可能性、控制潜力和影响的可能性无论从事物本身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允许的。”
[38]Virilio,1980年,第188页;也请参考Chesneaux,2000年，例如第413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