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自我确定的可能性，在这里也取决于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或者说跨情境的偏好或目标观念，它们定义并且衡量了规划、进步和运动。自治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对自我确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时间中的稳定的遵循，并且能够抵抗其他的情境化的条件带来的阻力。当然，并不能排除，这样的计划在时间中会听命于自身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允许只是外在引起的或者依赖于情境的情况，也就是说，期限的迫近和实用主义的必要性、保留选择，都不能够阻碍对自我确定的优先顺序的构建和遵守。
机制所保障的稳定性在动态化的压力下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并且身份确定和政治设计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情境化的了，因而所呈现的选择地平线从政治上和伦理上来看都是贫瘠的，特别是由于未来的行为条件和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因此保留选择和连接的可能性就变成了绝对命令，而这个绝对要求相对于实质的联系而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观察。因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经验中几乎没有与期望相联系的连接力量了，并且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在个体层面和政治层面的联系，都通过所假想的自主的设计空间变成了宿命论的静止状态的静态空间，并以这样的方式而被撕裂了，在这当中，在片段的快速的变化的背后是永远相同的回归，是同时出现的永恒和瞬间的“永远的时间”，是—正如在这一章的开头所引用的那位女生的话——匆匆忙忙和同时的停滞，而在这些规划中隐藏着确确实实的无意义[39]这样的进退维谷的困境的全部影响范围体现在真正矛盾的历史情境中，也表现在从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实现有利于对社会的政治上的设计(特别是在逐渐明朗的基因技术的形式上和逐渐消失的传统的联系作用上)的前提条件之中,但是实际的规划可能性由于时间结构方面的原因看上去比在前现代时期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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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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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纳瑟黑(Nassehi,1993年,第378页)也评论道：“尼采的有关时间语义学的………最现代的表述方式是：那些在第一眼看来像是重新构成的神秘的圆形的，其实是相同的永远的回归，即现在面临着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因为它的过去不再能作为可以运用的潜力，而它的未来却又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