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可以非常精确地确定为是“加速的历史”中的一个时刻，在那里，加速理论如此大幅度地超越了主体和社会的设计能力和整合能力，从而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体验形式的历史的时间化和生命的时间化，被时间自身的时间化排挤着；并且在那里，现代化的文化方面的项目和结构方面的过程都显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40]因而正如我的观点所说，这个时刻是与超越了代际门槛紧密联系的，即社会变化的速度朝着代内的变化速度的方向发展，这会侵蚀稳固的个人身份确定中的连续性条件和一贯性条件，并且因此使得形成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偏好变得非常困难。
这样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状态，如同人们所猜想的那样，一定会长期地附着在规范的现代性的项目上，这看上去是很成问题而且是值得痛惜的。因而，对自治理想和对与之相联系的设计要求和控制要求的放弃，事实上是开启了积极地接收时间体验的新模式的可能性和现代化进程的独立，这表现在哲学式的后现代的对加速表示肯定的行为举止上。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从时间结构方面不再能坚持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从理论的角度的理解和恰当的描述41以及从实践的角度进行政治上的设计，都被当做是空想的并且一直都是潜在的极权主义的而被放弃了。在这里所产生的丧失控制因而可以作为从控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加以欢庆，而控制的约束在经典现代只是在巨大的连续性苛求、整合苛求和一贯性的过分要求(“身份暴政”)下才得以维持。因而不言自明的是，社会的加速并不是破坏了主体性的可能性本身，而是将它从严格的稳定性苛求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的论点[42]无论是社会的碎片化和不同步性，还是放弃将体验事件整合为构成身份定义的经验整体，如果能够成功地将讽刺的—轻率的关系发展成为生活的不可控的变化，并且放弃对世界的有意义的整体性的设想以及地点人、实践形式或价值的持续的联系，那么社会的碎片化等都会被充满喜悦地认同[43]
第十三章加速和停滞：尝试对现代性的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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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这个矛盾暴露了诸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都市与帝国”(Cosmopolis vs. Empire)[这正是2003年在布拉格(Prag)召开的、由捷克(Tschechisch)科学院所组织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国际大会的主题之间的固有的对抗。国际化大都市所瞄准的现代性的项目从趋势上来看将会受到帝国(的速度)的阻碍，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独立的和自我控制的提升关系会被阻碍。在Hardt和Negri(2001年)所假设的对帝国的他治的“后现代的”克服中，有意思的是这并非完全是通过有目的地、合理地重新确立经典现代在政治上和机制上的设计要求，而是通过大众的既是明确的又是无把握的充满活力的—自发的行为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在这里面，政治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如同后现代的主体性的可能的形式一样都是难以想象的(请参考注释42)。由此引人注意的是，自从最近一次伊拉克战争(Iraqkrieg)以来，在“古老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越来越深的鸿沟可以理解为它们之间的分裂线:在欧洲尽管非常不愿意，但是仍然经历了功能所要求的对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适应；而与此同时，尽管在规划和过程之间的鸿沟陷入了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当中，但是美国仍然非常明确地从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现代性项目的可行性的观念和可设计性的观念，毫无疑问以消除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提升过程为代价会阻碍控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