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可以将摆脱动态性或者甚至是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现象分为五个类别：(1)首先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可能永远存在的自然的减速，即地球物理学的、生物学的和人类学上的速度界限，也就是过程在它的持续中完全不能继续加速了，或者只有在以巨大的特性上的变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加速。
(2)之后是领土方面、文化方面和结构上的“减速岛”，即某些领域尽管通常是受到现代化过程和与之相连的加速过程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它们所控制或者(至少是暂时地)到达了与这些过程相反的静止状态，因而在那里似乎表现为“时间停住了”。
(3)接下来在大量的行为领域不断出现了作为加速的未预见到的伴随后果的抑制和放缓，它们可能会导致功能失调以及部分上甚至是病态的后果。对此最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交通堵塞，当然在这个类别中也包括经济的衰退和抑郁症。但是，当在功能系统或者过程循环表现出了不同的加速能力的时候，并非是加速条件下有意产生的放缓也会出现在它们的交界面上，并且由此引起去同步化的问题，这明显地体现在被迫的等待时间上，例如，尽管新的城际快车(ICE)比旧的城际火车(ICZUG)早20分钟到达换乘站，但是人们还是会在与以前一样的时间登上中转的区间客车。
(4)与上述现象不同的是有意的减速，它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在个体的或集体的延期清偿或者休养阶段含义下的“功能性的”或者“加速的”减速(例如高级经理人在寺庙的宁静中进行四个星期的冥想)，后者是服务于进一步加快速度的目的的(例如，以改善革新能力的方式);另一种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减速运动，它往往具有原教旨主义的或者反对现代化的特征，并且在更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名义下实现真正的社会的放缓，或者说加速过程的停止。这种加速观念甚至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主流的反意识形态。
在“经典现代”的机制性的静止和社会基础的框架条件的保持现状，同样也属于功能性的减速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大量的机制，诸如法律、政治的控制机制、稳定的工业化的工作(时间)管理或者“生命历程管理”，以及与之相连的行为导向在很长时间里不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期望的确定性、计划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加速才可能在很多领域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以上这些都是经济、技术、科学和政治—设计的加速沿着稳固的“发展轨道”前进的基础条件。在这里所产生的问题是，通过在晚期现代的似乎是“没有界限的”社会加速对各种机制的侵蚀，是否
第十四章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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