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对加速的社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的讨论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判断应该是，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于组织而言的快速的变化速率都产生了不断增加的适应压力，它体现为这种广泛流行的感觉，即似乎站在到处都是不仅陡峭的而且甚至是“滑溜溜的斜坡”或者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为了不失去机会和连接的可能性以及为了满足同步化的要求，就必须往往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跟上环境的变化，在静止的或者暂时离开的阶段之后通过提高了的追赶速度而重新投入竞争。由于行为条件和选择条件本身也产生着多个维度的、持续的变化，因而不再有安宁的位置在那里发现选择和连接都进入“休养”当中。根据观察者的判断，现代社会的高度的“动力性的能量”或者说声名狼藉的躁动不安似乎到处可见，而它们的根源在于滑动的斜坡这种基本的心理状态。因而，当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Moralia)中将“真实的社会”确定为“没有出于自愿运用过各种可能性，相反却在它们的束缚下冲向外星球”2]，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
生活速度的加速从客体的角度来看则体现为每个单位时间的行为事件的数量的增加，这首先可以通过直接的加速来实现，正如快餐、快速约会或开车经过的葬礼所表现出来的；其次，可以通过缩短事件之间的中间间歇或空转时间来加速：最后，可以通过以多任务执行的方式压缩事件，也就是说同时开展多个行为以实现速度的加快。它们同时也逐渐带来了行为链的碎片化，因而行为者完全专注于一个事物的时间期限变得越来越短，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以来都是可实现的、可支配的技术的和社会的前提条件也对这样的现象有着重要的贡献。
当时间使用研究从实证角度对这些变化作出了基本的理解的时候，对在这方面的目前已有的数据的分析却非常令人失望地证明，由于相关的国内的和国际的调查，特别是纵贯研究，完全偏执地记录了在致力于时间资源的特定的行为方式中的变动(例如关于对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分配的变化)。尽管如此，这些呈现出来的研究结果也清晰地证明了关于加速的假设，并且自然也分辨了阶层特有的显著的差异。更有说服力的是，证据出现在主体的不断增强的时间资源的紧缺的体验方面，这种体验似乎与生活节奏的加快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尽管可能要去掉日本)，居民都抱怨非常大的而且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不断增加的压力和时间贫乏，并且担心不再能够跟得上时代。担心错过和被迫适应是产生这种紧张感觉的两个原因，它们也表现出同样深远的影响，尽管我所发现的证据表明，由于“变得陡峭的滑坡”或者说越来越激烈的滑溜溜的斜坡的症状，使得被迫适应的压力开始超过了担心错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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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2〕Adorno,1980年,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