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民族国家和军队都发挥着现代的机构上的“关键加速器”的作用，它们承担着形成和巩固加速动力的必不可少的“接生的”功能。但是，正如进一步所指出的，以民族国家和军队为中心的“经典现代”的社会制度的总体，随着加速力量和制度化的框架条件的特有的辩证式的发展，而表现出广泛的而且影响深远的功能反转的特性：也就是说从经典现代的加速器，例如最显著的是科层官僚制度和福特主义的劳动(时间)管理，变成了晚期现代的加速障碍或者制动器，通过从内部所引发的动态性力量的释放，而使这些机制处于变化的压力和被侵蚀的压力之下了[3]社会加速的能动性在文化方面、结构上的和自身动力的驱动引擎的相互作用中，从这些机制中独立出来了,并且现在转身对抗它们。
这些现象论证了这样的猜想，即经常被假设的但在社会理论中往往充满争议的在经典的现代和晚期现代之间的断层，只有从加速理论所展现的角度出发才能进行精确的分析并且从实证上进行全面的重构。与之相应的是，通过到达关键的速度界限，从而也产生了在现代性当中的根本转变，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也赢得了新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在现代化原则(加速、分化、合理化、个体化、驯化)的总体中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社会的时间模式正是我在这本书中所努力阐明的，它一方面与结构上的发展和要求，另一方面与文化方面的行为导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化着它们:社会的时间模式最终也保证了系统要求与个体的以及集体的行为期望和生命预期的兼容。因而，正如这项研究的第四部分所提出的主导假设，在晚期现代，加速所带来的时间结构的变化，为在个体的和集体的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关系的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的，但是直到1989年前后的数字革命和政治革命中才到达顶峰的晚期现代的加速阵发，其中可以找到社会加速的三个领域中的清晰的指标，一方面侵蚀“经典”现代中的机制上的基础设置，并重新改变着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时间—制度：但是在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方式为个体的和集体的时间体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也为个体的身份确定的结构和政治方面的自我关系的结构带来了基本的变化。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方面的变化在当代的有关“现在”的词汇表中往往被归入“全球化”的关键词之下。正如我已经指明的，在这当中的新来者并不是各种类型的交易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而是这些交易过程的实施的速度。“经典现代的”固定地点的空间，正逐渐变为晚期现代的动态流动的空间，而且线性的和有序的时间秩序被通过“到处存在的同时性”所定义的“永恒的”以及同时也是彻底“时间化的”时间的新形式所代替。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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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参照表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