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现代和经典现代的社会变化的加速和与之联系在一起地出现在1770年到1830年之间的“鞍形时间”中的现在的萎缩，导致了在时间体验中出现了清晰可见的根本性的变革，对此我引用了科泽勒克和科利对在政治的维度中的历史的时间化和在身份确定视角下的人生的时间化的描述，因此转向晚期现代的过渡过程可以被定义为历史和人生的去时间化的相反的过程。当在经典现代历史呈现出有方向的、可以从政治方面规划的运动的特点的时候，在晚期现代却贯穿着没有方向的历史性的变化的感觉，这样的变化不再能从政治上主导或者控制了：政治也失去了它的方向指数；“进步”和“保守”的概念也失去了或者相互交换了它们的含义—进步的政治不再具有加快速度的功能，它对政治方面的控制要求的坚持使得它更确切地成了晚期现代的减速器。我在对现代的政治项目的时间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和政治方面的规划行为之间的不同步，现代的政治项目可能正走向它的终点。晚期现代的政治在持续进行的现在的萎缩的压力下似乎是情境化的，它对所发生的问题作出反应，却不再能够维护进行历史的规划和社会的规划的要求。
由此所产生的“历史的终结”的感觉因而只是反映了以进步的观念为中心的、有方向的、经典现代的时间化的历史的终结，并且过渡进入到在此之前被看做是不同时的历史形式重新变成永远一同时的变异形式的状态当中(君主制度、民主政体、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倒台、殖民化、去殖民化、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等等，都不再表明任何历史的特定的发展阶段了)。同样，可以在“时间化的”日常生活实践和生命时间中的个体体验上看到同样的情况，即有序的时间秩序同样也表现为偶然的：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持续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按什么样的顺序，都越来越在行为的执行本身当中才被确定下来(这种状况出现在诸如购物、工作等日常事务中，也同样出现在诸如开始接受教育、进入职业生活、生孩子、结婚等“人生大事”当中)。历史的终结的感觉也对应着从稳固的身份和对人生历程管理的机制上的保障以及根据“人生规划”构造生活，向游戏者般开放的、不再能预测的生活的过渡的感觉，个体或集体的基调都被感觉为游戏般的、漂泊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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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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