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现代的情境化的政治通过这种方式在情境化的身份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两者都在具体的行动背景和决策背景中被证明是完全有导向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但是由于现在的萎缩，这两者都将由社会变化的代际内的速度来确定，因而表现为跨情境的随波逐流：所作出的决定不再能够在未来或者在过去展现出道德上的连接作用或辐射力量，由它所导致的事件无论在个体的体验中还是在集体的体验中都是片段式的，它们完全不再能够凝结为“镶嵌”在(人生)历史中的、叙事性的有连接能力的经验。
最初出现在“经典现代”实现了在代际的变化速度的时候的同样的动态化过程，使得有方向的、向前进的运动和个体及集体的发展的体验成为可能，而现在却产生了失去方向的运动并且由此而来的“疾驰的静止状态”的感觉;这样的动态化的过程既摆脱它在有意识的规划中的僵化的维度，又逃离了变化的维度，并且因此抗拒现代性中的自治要求。从加速和运动向凝固和静止的辩证的剧变，构成了我对现代的加速过程的分析的主题，在由晚期现代的时间结构所迫使产生的“后现代的”政治文化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后现代的政治文化放弃了以现代的项目和伦理道德为特征的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它的顶峰出现在体现现代性特征的自治的特有的崩溃4，也就是说，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在那里什么都没被保留原来的样子，尽管并没有任何事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判断在本项研究的第四部分的结尾提出了两个问题，在这里我打算最后以展望的形式处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的可能的发展的，在这当中似乎不再会有惊叹号出现了，也就是说，加速历史的终结的可能的形式，如果已有的分析是准确的话，会是在所有的实质的诚意和随波逐流的不确定背面在晚期现代继续作为常量向前发展。第二个问题涉及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而这正是我在这里所努力开发的。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是否能为新时代的动态过程的这样或那样的继续发展的可预期性提供规范的标准，它是否能够超越与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治承诺有关的现代的道德伦理及项目和加速过程的独立化两者之间的不统一性的发现？如果加速理论的批判潜力不能做到这些，那么如同我在第十三章的结尾所暗示的，它相对于诸如系统理论或“后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时间诊断和社会诊断而言似乎是“无法以牙还牙的”，后者将对身份确定要求和自治要求的放弃，作为从古老的欧洲的幻觉中解脱出来的庆祝并且/或者作为从产生束缚的控制要求、连续性苛求和关联的过分要求中的解放加以欢庆。我将首先分析第二个问题。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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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meson,1998年,第51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