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发展之间。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的高速度对民主一审议政治的时间结构和时间地平线系统性地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而在加速社会中，民主—审议政治只能在高度的社会动态性基础上，甚至向着放缓它的意见形成和决策过程的方向发展。正如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的，这导致社会加速不仅过度使用社会整合，而且也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尤其是在那些代际间持续的交换速度过快的地方更是危险的。在此期间，不同步的潜在的灾难性的形式事实上体现在这些地方，即在社会的时间模式已经对自然环境的再生产能力和修复能力提出过高要求的地方、在社会加速可能会带来生态灾难的地方。
但是尽管如此，新时代中被打破的自治承诺仍然是有关加速理论的批判性力量的最强有力的基础。以前的现代的项目和道德伦理所启发和赋予灵感的诺言，由于在晚期现代当中的时间结构的改变，既不能兑现它的个体形式，也不能实现它的政治形式了。但是，这些诺言是继续为批判性的时间诊断提供有说服力的标准的观点的规范的基础，因为与之相关联的主体，或者说晚期现代社会的政治上的行动者的道德信仰本身，被用作对他们的行为的评判标准了。为这些项目的离开辩护的人，到目前为止顺着他们的浑厚的声明，认为有证据表明即便在无法实现自治要求的情况下，主体性和政治的真正的后现代的形式也仍然是可以考虑的。他们对加速的肯定，看起来更确切的是对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保持含蓄的通过速度实现自治的提升的猜测论证。
由此，我提出了在这里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历史将如何继续发展，加速的历史将如何结束？历史是否拥有一个似乎是“自然的”重心，在那上面它能够无休止的移动，或者是否可以想象得到在运动和停滞之间有另外一种新的平衡形式？从现在的这项研究的地平线出发，有四种场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出现的概率完全不同。
第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产生于建立加速过程的机制性保护和稳定性的新的形式之中，并且借此实现在更高的速度水平上的新的平衡，“经典的现代”的组织能力和导向能力将重新恢复，从而变得迟缓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和民族的福利国家的安排将被动态的设置所代替，之后现代的项目无论在个体形式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与晚期现代的速度和平相处。改革的期望将以在保持自治要求的前提下力争以适应性强的政治措施为目标。改革期望的乐观的态度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之上，即由于更高的动态性而被扩大的活动空间和行为空间，能够转化为更好的个体的和政治的设计机会，并且因此使得现代的自治承诺完全成为可以兑现的。个体、文化和政治的行动能够逐渐地适应晚期现代的变化速度，从而甚至可能在新的基因技术和移植的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发展出新的感觉和控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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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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