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因为从中无法看到，那些改革如何把握审慎民主的政治与经济一技术的发展之间的不同步化的问题，并且在凭借现有的手段进行政治控制是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改革究竟如何从政治上处理这些问题。尽管对机制安排的修正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对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修改，在晚期现代应该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新产生的形式，由于动态化优先权的瓦解机制的特性而不能长期承受得住新的加速力量:根据在这里所阐述的加速力量和制度化的发展条件之间的辩证的发展逻辑，因而可以期望，所产生的“第二现代”将比第一现代的持续时间更短。
第二种可能性则表现为对现代的项目的最终的放弃，从而能够导致真正的“后现代的”主体形式和(诸如在哈特\*和内格里\*\*所期盼的“大众”自发的自我组织意义上的)新类型的(次级)政治的产生，它们放弃了自治的主张和控制的要求，并且正因为如此它们能够肯定社会加速的晚期现代的表现形式。与之相伴的是一定会出现新的感觉方式和对速度进行处理的方式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自我关系的新的类型。所呈现出来的同步化问题无疑也将继续存在;加速历史的结局将不可预见。
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是现代化过程战胜了原本有牢固基础的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项目，因而在反方向的尝试中产生了第三种可能性,它针对独立了的加速力量贯彻设计的要求。正如我在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这似乎是需要“紧急刹车的把手”，从而阻止各种类型的社会速度超越政治的和个体的控制之外。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政治方面速度更快的功能系统的发展自治的决定性的干涉，从而实现未来“被迫的再同步化”或是在根据“经典现代”的设想的人类可以适应的范围内的动态化运动的减速的目标。
但是，这样的设想是建立在不可预测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导致这种被迫的再同步化，但是尤其是因为政治在时间中的角色在现代的规划中的危机，而且同样也是由于谁可能是减速政策的政治方面和制度层面的承担者仍然是不清晰的，因而这样的设想是高度不现实的。因而从根本上来看，第三种可能性不仅意味着撤回功能分化，而且也是完全从现代化进程中离开。它的目标是通过停止增长和加速螺旋而保留经典现代的进步思想，并且似乎将时间化的历史的经验空间保存下来，但是这样的目标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进步的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现代的项目，正如我所尝试论述的，已经不可避免地隐含着现代的动态化过程的发生：因而两者都被看做是不可停止的。紧急刹车的把手因而只能被看做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极端的、革命式的脱离历史(8]或被理解为反对进步的革命9〕，并且因此最终成为产生于现代或者说同样也是产生于项目或过程本身的“逃脱的飞跃”[10]
第十四章 结语:疾驰的停滞状态?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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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哈特(MichaelHardt)(1960—),美国政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狄俄尼索斯的苦力：对国家形式的批判》、《帝国》(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与安东尼奥·内格里合著)等。——译者注
\*\*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Negri)(193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叛乱：选民力量和现代国家》、《帝国》(与米歇尔·哈特合著)、《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与米歇尔·哈特合著)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