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绝没有打算争论，这些知识，尤其是物理方面的，对于我们从理论上和哲学上理解时间都格外有帮助,以及从长远来看也许会对我们的社会实践发挥影响。[107]但是这些认识的贡献在现在至多在于强化了时间的谜一般的特性。因此，我将刚才所引用的这两个说法看做是误判——时间的相对性在自然科学中并不能引起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时间方向及时间范围中的时间结构的解体。在所有的三个层次(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历史时间)中，时间的相对性都不会对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产生影响，“相对的时间”对于一些行为者来说，至多是具有帮助理解世界功能的要素，从而—尤其是在与深奥的思想产物结合在一起时——把它当做新的神圣时间来接受，但是却不会产生直接的行为实践上的后果，因为，尤其是物理学中的重要的现象，都不是能直接通过经验感知的。
如果存在着亚当和盖斯勒对在晚期现代社会中的时间经验和时间实践活动的变化的假设的证据，那就必须根据他们的解释在社会的和文化的实践活动的背景中去寻找。半生半熟的深奥的一历史的、伪自然科学的时间概念对于社会科学的探索和社会哲学的解释不能作出什么贡献。
欧洲大陆之外的、深奥的—神秘的并且或是量子物理或是天文物理的时间概念的流行是拜这样的期望所赐，即希望能够从晚期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待时间的方式开发出对它们的规范性批判的新的切入点。如果所面对的问题是有关成功的生活这样的道德的基本问题的话，即人们打算或应该如何渡过“他们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意图是合理的，因为时间结构—如我尝试着去指出的—随身带来了基本的、规范的含义，在这里将通常是社会特性的时间模式和时间观念放在了道德的中心[108]因此,丝毫不用惊讶,即便是实证导向的时间研究也倾向于去讨论有关好生活的问题和不同的生活设计。[109]
第一章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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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我们对时间的理论上的解释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实践活动之间是以相对复杂的方式发挥着相互作用的,对此参见Rosa，2004年b。
[108] 最深层次地挖掘这种相关性的哲学原因毫无疑问非马丁·海德格尔的研究莫属(Heidegger，1927年，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