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这项研究完全不同于这个社会批判的基本意向;这项研究尝试着获得用于诊断似乎是社会内部的“病理性”发展的标准，为此一方面要对非同步化现象和非整合现象加以关注,这些现象是社会加速所产生的结构，另一方面要把握与结构所迫使的时间结构相反的对行为和文化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观念。当个体的时间体验的三个层面(或者如果算上神圣的时间，就是四个)之间不再相互协调一致，并且与系统的时间模式也不和谐时，就会对主体——或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产生不可避免的重大的后果。而再同步化只是在付出(时间)文化的或(时间)结构的“革命”这样的代价后才可能。鉴于此，我将以下的想法也理解为对有待书写的“好生活社会学”的贡献，这个想法与发展对生活方式的抽象的伦理批判的“好生活哲学”不同，它是将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含的和明确的成功生活的设想批判性地与结构性条件对立起来，从中得到相应的概念。[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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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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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例如,已经有Robinson和Godbey(1999年)的主题为美国时间预算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生活的时间》(TimeforLife)，这几乎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为基础的，即在用于(再)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之外，还能够和应该有用于“真正的生活”的时间。进一步可以参考Gershuny，2003年，第242页及其后页；Sennett，1998年；Gronemeyer，1996年;Reheis，1998年或者Nowotny1993年，特别是135页及其后页。事实上，找到完全没有关注道德层面的研究，或者完全与之相反的研究，是比较困难的。
[110] 在《自我解释的四个层面》(FourLevels of Self-Interpretation)(Rosa,2004年b)中,我尝试着，以系统伦理的一致性模式为基础，探索在什么样的社会的和社会心理学的前提条件下，按照所涉及的主体自身的标准可能过上“成功的生活”。成功生活的概念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明确阐述了，并且是在自反信念系统中发挥作用，它更多是含蓄地构成了我们的感觉、价值观和行为决定的基础，并且会反映在我们个体的和集体的叙述、符号和学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