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速度得以提高的新事物都在它们的引入过程中引起了某种形式的文化战斗。在这其中，一边是新技术的热烈支持者，他们到处宣传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和预兆；与之相对的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尺度和可控的生活世界的丧失，同样也警告新技术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有害后果：这些警告，从由于大的风阻所带来的“自行车脸”，到由于铁路旅行和之后的汽车旅行所导致的大脑被腐化和消化方面的疾病[32]，直至大量的电视消费所导致的完全的文化丧失的世界末日的景象[33]，或者普遍使用的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和过多的因特网的使用所带来的不可治愈的抑郁的隔离。在这些看法中，最广为流传的警告是移动通讯设备所带来的伤害大脑的后果——如那种似曾相识的体验(Déjà-vu-Erlebnis)\*。
现在，从围绕着加速技术展开的文化斗争的历史中可以得出三条结论：第一，技术的加速过程并不是匀速、线性发展的，而是阵发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它常常会遇到障碍、阻力和反向运动，这会使得加速过程放缓、中断以及甚至是暂时地转向相反方向。[34]
第二，技术的加速推力带来了几乎不可避免的加速讨论和减速讨论，对减速的呼唤和对失去的“缓慢的世界”怀旧的渴望—在缓慢的世界中的慢悠悠一下子让人想起完全不同的特质，这一切通常都超越了对赢得速度的兴奋[35]但是诸如未来主义这样的文化运动,尤其是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TomasoMarinetti)\*的作品和宣言——例如被多次引用的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Gründungsmanifest des Futurismus)，欢欣鼓舞地创造着新的沉醉和胜利,庆祝着(从那之后就)“永恒的、无处不在的速度”，并且展望了从最开始将诞生新的美学,之后则是新的宗教和道德展现出来，当然也可能存在例外。[36]与之相反的慎重的减速的支持者并没有因为给予了速度的支持者追本溯源的措辞而感到尴尬，这是来自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一篇关于都市漫步者所观察到的1840年巴黎时尚的文章，在那里的人行道上有一只乌龟在散步，还有在彼得·海恩特尔(Peter Heintel)\*\*\*所描述的克拉根福尔特(Klagenfurter)那个时代的约定延迟时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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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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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自Levine,1999年,第206页。
[32] 关于自行车脸请参照,Kern,1983年,第111页;有关围绕着铁路的斗争主要可以参见Schivelbusch,2000年，第35页及其后页和106页及其后页;进一步的参考见Levine,1999年，第111页及其后页。
[33]关于电视，这样的看法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科学领域所坚持的。因此，诸如RobertPutman(1995年)把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流失归结于电视的有害影响。
\* Déjà-vu体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大脑和认知加工短暂功能失调的产物，往往在大脑疲倦时更容易出现Déjà-vu体验。——译者注
[34]因此诸如神经医生Willy Hellpach在20世纪伊始就指出“精神活动过程”不仅有“压倒性的速度提高”,而且同时也有大量与之平行运行的(Elias所提出的)放缓现象：“我们需要多得多的时间被抚养成人………几乎所有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比起大部分自然’的老百姓吃饭都要更慢、更拖泥带水；在19世纪，伴随着所有的交通工具的加速，所有的职业生涯变得缓慢了，职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蹒跚”(引自Radkau,1998年,第25页;参照Kern,1983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