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约阿西姆·哈得考(JoachimRadkau)\*所阐述的，当新的医学一病理方面的加速讨论出现时，或者说将影响广泛的对速度所诱发的新的病因的诊断，被当做无处不在的加速阵发的可能是最显著的症状时，就产生了(在亚当斯那里可以找到共鸣的)泛滥成灾的对神经衰弱症的讨论,这是紧随乔治·比尔得(GeorgeM.Beard)\*\*在1881年所引人的这个诊断类别之后出现的，哈得考因此将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称为“神经紧张的时代”，这些讨论是1900年前后的变化的特色所在。跟随这些迹象[41〕，人们也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发现了关于新近大规模的加速阵发的有力线索：从“急忙病”到“雅皮士感冒”直至最近的无处不在地出现在孩子和年轻人身上的注意力缺失症和临床抑郁症[42]，都是对全球化社会中加速的过分要求的反应，对速度所诱发的疾病的诊断在今天不断增加。[43]
因此，有关加速和减速的讨论都一致性地扩大成为对从1989年到世纪之交时候的数字和政治革命而导致的速度提高的反应：时间紧张和加速成为科学普及类媒体和大型日报的小品文中的持久性话题，用以改善时间管理的“时间顾问”和“生活助手”变得非常抢手44]，与之对立的减速者的诫勉的论调变得更加有力：那些开出自觉地放慢的药方的书籍和运动，例如弗里茨·瑞海斯(FritzReheis)\*的《慢的创造性》(Kreativität derLangsamkeit)或斯腾·纳多尼(Sten Nadolny)\*\*的《发现缓慢》(Die Entdeckung der Langsamkeit)，或者还应该提到的《延迟时间协会》(Verein zur Verzögerung der Zeit),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以至于彼得·格罗茨(PeterGlotz)\*\*\*认为从中观察到了新的、显著的对立意识形态的产生[45]
第二章 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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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dams，1904年,第411页及其后页。
\*约阿西姆·哈得考(1943—)，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乔治·比尔得，美国神经科医生，在1881年最先提出了神经衰弱症这个说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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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Radkau,1998年;参照 Kern,1983年,第124页及其后页。
[42] 对于新的加速浪潮的诊断也在社会科学中到处可见，在那里关于它的开始与前面提到的一样是非常模糊的，例如Castells(1996年，第5页)识别了信息技术革命，将它归结为工业革命的一个阶段,认为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Thomas H. Eriksen(2001年，第2页)与Castells一样也将这同样一次革命理解为加速革命，但是他认为这场革命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段才开始。大卫·哈维(Harvev，1990年,第VⅡI页)非常精确地将新一轮的时间一空间一压缩的日期确定为1972年。也请参照本书第十章。
[43] Harvey,1990年，第 287 页;Levine,1999年，第52页及其后页;Ulmer/Schwarzburd，1996年，Ehrenberg,2000年。
[44] 参照诸如LotharJ. Seiwerts(2000年)已经出版了第五版的畅销书《如果你匆匆忙忙，那么慢下来：在加速的世界里的新的时间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