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后现代”的新文化的辩护士与其批判者一样，都一致认为，社会进程中的新近出现的速度的提高属于独特的特性和驱动性因素[46]
数字革命和在全球化这个关键词之下所讨论的变化速度的提高，是否在历史上真的是独一无二的，或者它们是否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体验变化不同，最终也不会褪色(并且因此只会如同科泽勒克所猜想的那样,加速体验本身成了习惯)[47],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而且也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尽管可以直接观察到以加速为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有关运输、通讯和生产速度的提高的现象，但是每个加速过程都有累积的效果：相应的过程将变得越来越快。
另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加速过程自身的加速，是否恰恰证明了如同西门子和亚当斯所假设的“加速法则”[48]，不同的生活领域的加速浪潮出现得越来越稠密，因而变化频率本身也在提高，直到最后变化成为永恒。虽然并不能将这样的变化过程本身理解为技术加速的形式，但是可以当做是社会变革的加速的症状。
对于现代的加速动力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分析，其必要性在于用以说明两个有必要解释清楚的现象。第一个涉及这样的事实，即在现代化进程的中心点上所产生的对于加速和时间紧张的体验，绝对只是技术加速的结果。但是，看上去却完全相反，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正如汉斯·布鲁姆贝格(HansBlumenberg)\*、莱因哈特·科泽勒克、海尔格·诺沃特尼(HelgaNowotny)\*\*或玛丽安娜·格罗内迈尔(MarianneGronemeyer)\*\*\*等作家所阐述的，从历史的经验领域和期望的地平线相互交织中所生发出来的是对启蒙的不耐烦和与之相联系的“姗姗来迟的理性”的、有关进步的、可加速的历史的观念，是跟随其后的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胜利的建设性的前提条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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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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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瑞海斯(1949—),德国社会学家、非小说类作家。主要著作有《竞争和公平是社会的基础》《慢的创造性》《放慢：告别旋涡式资本主义》。——译者注
\*\*斯腾·纳多尼(1942—)，德国小说家。主要著作有《发现缓慢》《他或我》和《淘气之王》等。——译者注
\*\*\*彼得·格罗茨(1939—2005)，德国政治家、社会学家。——译者注
[45]Reheis,1998年;Nadolny,1987年;Heintel,1999年;Glotz,1998年。
[46] Kay Kirchmann就媒体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加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有时念于未来主义而对内在加速持支持论调的保罗·维希留和PeterWeibel不同,他针对新的速度发出了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警告(Kirchmann，1998年,第16页及其后页)。
[47]Koselleck,2000年,第152 页及其后页。
[48] 大卫·哈维清晰地提出了对“地缘政治的危害”的警告，他认为这种危险是时间一空间—压缩所带来的不断提高的速度所导致的，同时如同我们看到的，他将这种压缩本身就定义为加速，因此他假设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加速的加速(Harvey，1990年，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