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独立于历史的维度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时间作为一种资源，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因素，并且因此也是紧缺品：因为时间的赢得可以全部直接转换为生存必需的(特别的)收益，因而时间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变为金钱和(发展过程、生产过程和周转过程的)加速,因此也就成为卓越的竞争因素。[60]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技术一工具上的(在运输、通讯、生产和组织领域的)速度加快和为实现现代社会的加速要求而导致的资本周转速度的提高，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待时间的方式的变化。在这里完全可以确定，马克思的预测事实上提供了解释三种加速形式的出发基点，即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主要是永久的生存不确定性、经济上的竞争和归顺于在机器的时间要求下的工作所导致的)生活节奏的加速;尽管加速在马克思的以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矛盾为中心的理论构成中只是次要的和未经充分发展的一个侧面。因此，有关加速的系统性的理论，无疑有助于认真对待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分析中的认识，并且对其加以运用。
正如我将在第八章中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设立的增长和加速的提高原则，完全会对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式产生文化方面和结构建立方面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的论文集的前言中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研究背景下，他将资本主义确定为“我们的现代生活的最能够决定命运的力量”[61]，同时他也阐明，应该在分析现代的速度结构时提防鲁莽的经济简化论。众所周知，韦伯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行为动机，并且证明了在我的这项研究的导论中所提出的理论，即在韦伯的有关资本主义伦理的研究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指出，一个社会的速度结构—在其中系统—结构的要求和行为者的导向结合在一起，是与经济形式相匹配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行为，是马克思所定义的随着时间导向的变化而变化的结构逻辑，它不能被简化为只是经济方面的。
第二章从热爱变动到加速法则对现代性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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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Marx/Engels,1986年,第39页。有趣的是,将Elmar Altvater的诊断与马克思的观察进行比较。Altvater(2002年,第285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首先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伴随着高速度并因此在很短的历史时间里发生的剧烈的变化”是在“此前的人类的经济历史和社会历史中从来不曾有过的”。在他的时间诊断中，他从无阶级的未来看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丧失，这不再是加速着的历史自身的产物，而是(无目的的)社会变化的结果。
[60] 参照Marx,1972年，特别是第1(第1节)、10、15(第3节)、17、19—21章；Postone，1996年;Giddens,1987年a,第149页及其后页，以及1995年a,第129页及其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