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由于不断提高的生产速度，因而必须同时提高销售速度和消费速度，这些方面的速度提高是受到技术革新所推动的，同时它们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再造并且发生变化。这当中的前提条件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以技术加速的基本形式为特征的现代化，同时也一定出现，例如在现代的科层系统和管理体系中的组织流程、决策程序、管理过程和控制过程的加速，这些进程的加速同样也在广义的技术的加速(也就是说通过创新的技术而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的范畴之内。[31
(2)社会变化的加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技术的更新是通过什么方式对社会的制度和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的，从而可以清楚地在社会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这两者在经验上和历史中往往都是肩并肩地发生的。我已经将技术的加速定义为特意实现的有目的的加速过程，同时，社会变化的加速也与速度有关，在社会变化中，一方面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组合结构和关系类型的改变。在这里可以假设，变化的速率本身也是变化着的，也就是说是加快着的。例如，用泰勒式的工作管理\*代替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方式,体现了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并且也同时展现了技术加速的一个现象，但是单独来看这绝对不是社会变化加速的例子。只有当工作流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不断地重组才可以看做是社会变迁加速的表现。相反，当具有四年有效期的党纲被两年有效的党纲所代替的时候，就可以看做是加快的社会变迁的例子，而这其中并不包含技术的加速成分。这样的差别也可以从创新扩散的历史中找到例子：从19世纪末收音机被发明出来，到它拥有5000万收听者用了38年的时间;而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被引入的电视机达到同等规模的需求时仅用了13年；另一方面，从第一个接入互联网的用户到第5000万名用户却只用了区区的四年时间。“是否还有人仍然怀疑,(社会的——本书作者注)变化是否在20世纪是加快了的?”针对以上的发现,托马斯·H.埃里克森(ThomasH.Eriksen)\*\*掷地有声地问道[32];与此同时,弗朗西斯·海林恩(F.Heylighen)也呈现了类似的数字游戏，他指出，从打字机在1714年被发明到在市场上的普及用了175年，而在20世纪初期的冰箱和吸尘器走过同样的路程用了大约30到40年，诸如CD播放机或录像机这样的新技术,从被发明到在大众中广泛普及只用了10年。[33]
第三章 什么是社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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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照Geißler,1999年,第89页。
[30] Geißler,1999年,第155页;对于Geißler的反驳请见Rosa,2001年a,第341页及其后页。
[31]广义的技术加速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工作流程的“人类-技术的”合理化的类型，例如通过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Taylor)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方法,或者也通过现在的灵活的“准时生产”(just intime)和“精益管理”(leanmanage-ment)等形式实现的合理化;进一步来看,诸如在体育运转中的跑步技巧和游泳技巧、学习过程中的阅读技巧等之类的节省时间的改善，也可以纳入这个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