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关键的是，新技术被广泛使用的速度，也就是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行为导向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的速度，与技术加速本身没有逻辑上和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当然撇开基础设施这个前提条件不谈)。因此，只是单纯的计算机的处理速度的加快既不能带来行为导向的重大改变，也不能带来社会的联合模式的变迁，就这一点而言，它对于社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性的(但由此不能否认，技术革新实际上往往会带来实践活动的形式和/或关系模式的变化的结果)。
与广泛传播的说法—今天的社会以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速度在发生着变化34]——相反,埃里克森所提出的雄辩有力的问题并不能轻易地放在一边，因为在社会学的讨论中并没有就一些具体的细节达成一致:通过什么能够确切地定义社会的变化，社会变化的指标是什么以及哪些革新应该作为基本革新,因此有关社会变革的加速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根基[35]“当出现大量关于..整个社会的变化速度加快的讨论的时候，如何定义变化的速度却是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玛丽·雅霍达(MarieJahoda)\*指出了这一点；[36]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PeterLaslett)\*\*在一个详尽的而且非常复杂的分类体系中区分了19种社会变化的类型，并且将它们分别归入四个速度分类中(政治的变化和生活节奏是这里面最快的，而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却发生得最缓慢;这中间是诸如技术和经济的变化，以及还有观念和心态的变化)，虽然如此，但是当涉及有关加速的问题时，人们却发现，尽管已经有了大量加速的证据，但是这项研究最后却不得不依靠个人的直观感觉和印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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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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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式的科学管理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费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所提出来的，是通过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来谋求最高效率。泰勒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和《科学管理》两部书中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指出管理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法规、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它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经过充分组织安排的大公司的业务活动。——译者注
\*\*托马斯·H.埃里克森(1962—),挪威社会人类学家。主要著作有《时间,快与慢》《人类学史》《文化认同的矛盾》等。——译者注
[32] Eriksen,2001年，第97页；对此也请参照Beniger,1986年,第324页及其后页和第362页及其后页。
[33]Heylighen,2001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