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人工智能可以在自我建构和主体形成中发挥作用，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人工智能操纵我们并深度干预个人的层面，因为它可以帮助推断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根据可观察到的行为（如面部表情和音乐偏好）推断人们的内心状态，然后由监控资本主义利用这些行为进行预测和货币化——而且还在于人工智能有助于建构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体验。虽然鲁夫鲁瓦（Rouvroy 2013）所说的“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governmentality）绕过了“与人类反思性主体的任何接触”，便人类无法对我们自己的信念和自我进行判断和明确评价，并导致了个体之间的剥削关系（Stiegler 2019)，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我们的自我（知识）没有影响。人工智能有助于创造什么样的自我认知和知识呢？例如，我们是否开始将自己视为待售数据的生产者和收集者？当我们追踪自己并被他人追踪时，我们是否量化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拥有“数据替身”(datadoubles)(Lyon 2014）或自己的数字模型——即使人工智能并不存储用户的数字模型（Matzner 2019)？我们是否获得并传播了一种网络化的自我意识（Papacharissi 2011)？人工智能带来了怎样的身份和主体性？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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