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研究哪些数据集是由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主观决定，也是一个政治决定。每个人一旦被输入数据集，就会成为他们与将其输入其中的无形力量之间新交易的一部分，并利用该数据集来训练算法，最终对他们作出决定。这代表了权力的不对称，而这种不对称—选择和权力的结果—正是数据政治的基础，最终也是数据经济的基础。数据经济在各个层面上都是政治性的，尤其是因为一些组织通过决定谁能进入数据集，谁被排除在外，从而对其他组织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这种决定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Bartoletti2020, 38)。
从“多个组织”(many hands）参与人工智能运行来承认人工智能的政治和权力，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集中化的和自上而下的权力使用。企业和政府都以集中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这可以采取技术官僚制的形式。萨特拉（2020）对此进行了辩护：在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合理优化，而只要理解得当，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用统计分析和优化逻辑来解决的技术问题”。与这种观点相反，根据环境哲学和（我补充的）技术哲学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人类作为政治动物和具有同情心和智慧的道德主体，需要参与其中并承担责任。然而，萨特拉认为，如果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它有可能为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在制定和确定最佳政策方面比人类更胜一筹，尤其是在科学、工程以及复杂的社会和宏观经济问题等领域。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些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完全用技术官僚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因为这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政治也需要人的判断（见第四章）。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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