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观点可以在不提及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提出。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来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技术官僚制和缺乏民主本身，而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特定社会经济体系。例如，戴尔一维特福德、克约森和斯坦霍夫（2019）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已被人工智能问题“占有”了，并认为人工智能是资本和剥削的工具。人工智能不仅具有技术逻辑，还具有社会逻辑，尤其是生产剩余价值的逻辑。它有助于创造和维持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秩序。人工智能取代了工作，即使没有取代工作，它也强化了工作，而取代工作的威胁有助于恐吓工人。人们变得可有可无，或者让人觉得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将人工智能视为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的契机，例如通过全民基本收入的方式而戴尔-维特福德、克约森和斯坦霍夫则将重点放在问题上：新形式的剥削以及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前景。
然而，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生产和劳动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是生产的一部分，还能提取知识，形塑我们的认知和情感。从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Picard 1997)到情感人工智能（affective AI)，数字技术介入了个人、私密和情感层面。“情感人工智能”（McStay 2018）用于辨别情感状态、情感分析和衡量幸福感。例如，公司可以利用情感分析来识别、监控和操纵人们的情感状态：这是一种认知资本主义，但也是情感资本主义（Karppi et al. 2016)。这些“针对你的人格、情绪和情感、你的谎言和弱点的操作”（Zuboff2019，199）导致了新形式的剥削、支配和政治操纵，例如数据驱动的竞选活动（参见Simon2019；Tufekci 2018)。社交媒体也偏好情绪化的信息：情感传染（Sampson2012）被用来影响大众。这可能会加剧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甚至可能导致暴力和战争。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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