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我们正经历着这种方法的进一步普遍化。当前的数据治理或“算法治理”(Sætra 2020,4)，导致了福柯（1977）所说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其作用类似于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现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训权力的影响“不是从一个单一的制高点来的，而是移动的、多元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Downing 2008，83)。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它们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如前所述，这引发了人们对自主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担忧。但是，通过福柯，我们也可以从去中心化、细微的权力运作的角度来理解它。例如，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人们不仅仅是政府和公司的被动受害者；其他个人用户也通过彼此互动以及与平台互动的方式行使权力。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点对点监控以及阿尔布雷茨隆德（Albrechtslund 2008）所称的“自我监控”（self-surveillance）和“参与式”（participatory）监控，这些监控不一定会侵犯用户(与霸凌不同)，其可以是游戏性的甚至可以增强用户的能力，因为它们使用户能够建构自己的身份，与陌生人社交，保持友谊，并看到行动的机会。这种方法反映了对权力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横向的理解，也可用于从权力的微观机制角度理解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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