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集中化和阶层化的权力形式依然存在。例如，人工智能可用于支持“紧急状态”下的治理，例如在应对恐怖主义时，“决定谁会被拘留，谁不会被拘留，谁可能会被释放，谁可能不会”(Butler 2004，62)。在安全或反恐行动的名义下，人工智能可能成为“算法治理术”(参见 Rouvroy 2013）的一部分被用来行使国家权力，决定谁在政治共同体之内，谁在政治共同体之外。即使欧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用于边境管制。在21世纪，福柯的读者们认为，属于过去的治理形式又回来了，现在由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作为媒介并予以实现。为了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警方使用了监控和传统的规训措施，如隔离和检疫，但现在有了高科技的支持：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帮助通过医学影像技术进行诊断、开发药物和疫苗，还可以帮助追踪接触者、根据现有数据预测病毒传播情况，以及通过智能手机或智能手环跟踪和监测在家隔离的患者。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有助于监控，而且是以完全垂直、自上而下的形式。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生命政治工具，通过遥控和分诊系统，其可以实现新的监控形式，甚至新的杀戮或放任其死亡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Rivero 2020)。然而，继福柯之后，我们必须强调，如今大多数监控并非由政治当局实施，而是发生在正式的政治机构之外，遍及整个社会：如今，人工智能可以“看到”一切，甚至可以“闻到”一切，即所谓的“气味监控”(odorveillance)(Rieger 2019，145)。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除了国家之外，谁又获得了新的权力？
第五章 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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