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参与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在同意使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没有选择权（Bietti2020)，而且在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使用方式方面也被排除在外。在这方面，我们被大型科技公司所掌握。在许多国家，监管力度微乎其微。以表演为导向的视角使我们能够就此提出关键问题：谁是表演的演员和编排者？谁被排除在表演和编排之外？哪些演员和编排者比其他人更有权力？我们能否制定逃脱完全控制的策略？这些问题再次与民主的讨论相关。
其次，从与政府政治相关联的意义上讲，人工智能表演也可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帕尔维艾宁和我利用动作编排的概念，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是在政治利益和战略背景下使用的(Parviainen and Coeckelbergh 2020)。我们的研究表明，索菲亚（Sophia，一个号称涉及人工智能的人型机器人）的表演与人工智能政治有关：“索菲亚的表演不仅符合一家私营公司汉森机器人公司（Hanson Robotics）]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寻求拓展相关技术和相关市场的人的利益”。使用“权力”一词，我们也可以将其归纳如下：参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开发的私营部门将技术表演作为扩大市场的一种方式，从而增加其权力和利润。同样，政府可能会支持并参与此类表演，以实现其有关人工智能的计划和战略，从而增强其应对竞争对手（即其他国家）的实力。此外，关于社交机器人的智能或伦理地位的讨论，可能会分散人们对这一政治维度的注意力，因为这些讨论似乎只能提出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或伦理问题：涉及技术的直接互动和环境问题，而不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问题。这会误导性地暗示，这些技术在权力上是中立的，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而人工智能的表演和相关讨论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像所有技术一样，人工智能现在和将来都可能非常政治化和充满权力。研究人员和记者可以揭示这一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从而将本地和具体的人工智能表演与发生在“宏观”层面的政治及其权力博弈联系起来。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