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布拉多蒂（2017）主张重新思考主体性，“将其视为一个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技术媒介、动物、植物以及整个地球在内的集合体”。她还补充了一个具体的规范性政治观点：我们需要努力与非人类的其他物种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并摒弃“人类作为造物之王的支配性格局”。她提出了以普遍生命为核心（zoe-centered）的平等主义，其中“生命”（zoe）指的是非人类的生命力量。受德勒兹和斯宾诺莎的影响，她主张采用一元论的方法，并强调以同情的态度承认与非人类形态的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库德沃思（Cudworth）和霍布登（Hobden)(2018）也将后人类主义视为一个解放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去人类中心化，但又不失去批判性地介入我们时代的危机的可能性：生态挑战和全球不平等。他们的批判性后人类主义探索了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16-17)，它是“一种针对所有生命的政治”，因此是“地球主义”的。我们置身于一个关系格局之中，与其他生物和生命体共享脆弱性。受到哈拉维的影响，库德沃思和霍布登描写了脆弱的“小动物”岌岌可危。（从存在主义角度探讨数字时代脆弱性的论著，另见 Coeckelbergh 2013 和 Lagerkvist 2019。）我们需要想象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超越人类世和资本世（Capitalocene）、并且（跟随拉图尔）超越现代性的更具包容性的未来（Cudworth and Hobden2018, 137)。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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