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1993；2004）以其非现代的科学和社会观点而闻名，在对社会和政治进行理论化时，他对人/物和自然/文化的区分提出了疑问。拉图尔认为，（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是一种混合体，是政治、科学、技术和自然的混合体。他主张去除自然概念的政治生态学。受拉图尔和英戈尔德（Ingold）的启发，我也在一些著作中对“自然”一词的使用有所质疑（如Coeckelbergh2015b；2017）。此外，正如阿莱莫（Alaimo2016）所指出的，“自然”一词“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殖民主义、仇视同性恋和本质主义”，因此并非政治中立。所以，后人类主义者从根本上重新划定了政治共同体的界限：不仅人类，非人类也（可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没有界限或没有排斥，但它不再接受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在政治方面存在深刻鸿沟的教条。后人类理论家还质疑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区分。阿莱莫认为，“即使是家庭领域中最微小、最个人化的伦理实践，也与全球资本主义、劳工和阶级不正义、气候不正义、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养殖、污染、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等各种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密不可分”。因此，后人类主义者捍卫一种不那么超然的方法，并同意那些环保活动家的观点，即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对“自然”作出超然的断言（然而，许多环保主义者仍在继续提及“自然”，这也是环保主义与后人类主义并不完全重合的原因之一)。
一些后人类主义理论家则借用了马克思的理论。例如，阿坦索斯基（Atansoski）和沃拉（Vora)(2019）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可以被“应用于后资本主义、后人类世界的技术-乌托邦幻想”，并将其与关注种族、殖民主义和家长制的方法相结合。摩尔(Moore）对“自然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in-nature）的分析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方法相结合的有趣观点，它对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将自然视为外在的东西是资本积累的条件；相反，我们应该将资本主义视为组织自然的一种方式（Moore 2015）。他批评那些谈论赛博格、组合体、网络和混合体的人没有摆脱笛卡尔的（Cartesian）二元思维。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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